二、史书自注体例的完善
隋唐时期，由于私家撰史受到限制，史书撰定主要由史馆完成，经史注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但自注著作则相对寥落。然而，还是出现了一些传世佳作，如杜佑《通典》自注。杜佑在《通典》中随文作注，自注的文字很多，全书正文约170余万字，而自注有20余万字，约为正文的八分之一。自注内容非常丰富，既有传统注疏意义的内容，又有补充、考辨材料、说明、议论正文的内容；既有转引前人材料的注文，又有自撰之注。[3]《通典》自注不受正文断限的束缚，容纳了很多相关史事，表达了作者卓越的历史见解。如卷一四八“郡县之积，罄为禄秩”，自注：“开元初，每发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按兵部格，破敌战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十才一二。天宝以后，边帅怙庞，便请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技千余人，其余可知。虽在行间，无白身者，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糜耗天下若斯之甚。”这段自注既辑录了许多宝贵的数据资料，又通过计量分析揭示了历史真相，寓历史评论于史实之中，表露了杜佑节用必须省官的政治主张。《通典》自注是对正文内容的延续和发挥，反映了作者的历史思想和编纂学思想。书中以“说”、“议”、“评”阐发作者的历史见解，卷四二的一条自注讲明了三者在书中所要表达的不同含义：“凡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说之后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他皆同此。”《通典》自注吸收了裴松之补史、考史之长和杨衒之自注之优长，将前代各注家的优点兼收并蓄以为己用，使自注与正文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从而使自注这一史书体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为自注在宋元的大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5]。
宋元时期是中国史学的辉煌时代，在通史撰述、历史文献学和当代史撰述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随着史学的大发展，史书自注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佳作，如在通史撰述领域有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有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自注，在当代史撰述上有南宋范冲《神宗实录考异》。
《资治通鉴考异》是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6]（《进资治通鉴表》）的产物，共计30卷、2977个条目，所考多为一事众说，以存其异，内容包括对史时、史地、史事及人物的考订辨析。《资治通鉴考异》借鉴了前人的办法，阐明材料取舍和作者的见解，这种做法受到后代的称赞，梁启超说：“司马光既写定《通鉴》，即自为《考异》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范也。”[7]（《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作为《资治通鉴》的辅助读物，《资治通鉴考异》考镜源流，原原本本，“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正谬误，以去将来之惑”[8]（《通鉴考异提要》），使读者晓然于记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为读者读《通鉴》架起了一座桥梁。
《文献通考》是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端临编纂的一部历史文献学巨著，他于各部类的大小序中引用“四代史志”或其他学者著录的相关文字，然后根据正文需要用自注或按语形式阐发自己的观点。如《经籍考》史部正史类：“《汉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随后为自注：“元附《春秋》，今厘入史门。”然后又以按语对正文及自注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按，班孟坚《艺文志》七略无史类，以《世本》以下诸书附于《六艺略·春秋》之后。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唯秦汉之事，编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后来传代即久，史言渐多，而述作之体亦不一，《隋志》史之类已有十三门，唐以后之志皆因之。然《汉志》所录《世本》以下九书，《隋志》以《太史公书》入正史门，而其余诸书，则后学所不尽见，无由知其合入何门矣，故姑以此九者尽置正史之首云。”这一按语堪称“注中之注”，对正文及自注作了进一步的交代，同时对史书的发展史、史书在目录学中地位的演变、史书部类的划分等问题作了简单的考察，包含着丰富的史部目录学知识。马端临将“实录”归入编年类，他在按语中说：“实录即是编年之法，唯《唐志》专立实录一门，《隋志》以实录附杂史，《宋志》以实录附编年，今从《宋志》。”对其类例安排的依据作了说明。
“实录”是由当代人奉敕修撰的各帝王的编年史，资料丰富，常为修史者所依据。宋朝史官修实录时，还撰写了自注性质的辅助著作，著名的有南宋初年范冲的《神宗实录考异》。范冲的父亲范祖禹曾参修《资治通鉴》和《神宗实录》，因而范氏有撰史家学。范冲奉命在前代的基础上四修《神宗实录》200卷，同时以朱墨黄3种墨色作《考异》5卷，以阐明撰者编次及材料取舍之意。《宋史·儒林传》记载：“冲之修《神宗实录》也，为《考异》一书，明其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一般自注都是用双行小字紧附于正文之下，使正文与自注呈叠床架屋之式。范冲另辟蹊径，以3色区别旧文与新修文，既能使3种类型的文字得以区分，又显得格外醒目，这种方法受到了好评，章学诚称《神宗实录考异》与《通鉴考异》同为史书自注的良法，“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后无可代之人，而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1]（《史注》）。此后的许多史家在撰写实录时采用了司马光、范冲的成例，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仿照通鉴考异的办法自撰注文，以存异说，“其后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8]（《通鉴考异提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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