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这种方法，当可有条件地运用于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它定然有益于精神 、观念、价值和意义的阐释，从而贡献于人文精神建设。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实事求 是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史家每以“让史实自身去说明问题”相标尚。应该说，这一 原则的正确性是铁定不移的，但如何理解，尚需讨论。对于历史资料这种文本，是否可 以用解释学的方法去解释，从而发掘其新意义？所谓创造性解释，是否有悖于历史唯物 主义原理？依笔者之见，前者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后者的答案则是否定的。就前者而言 ，近代以来的史学，趋向于反对堆砌史料，提倡发掘寓于史料中的规则和意义，这虽不 同于解释学的方法，但两者似有相契相通之处。可以预见，解释学的方法，可以从根本 上弥补史学拘泥于描述的缺陷，从而焕发其勃然生机。就后者而言，问题比较复杂，需 作具体分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唯物史观反对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论，反 对脱离史料的主观臆断和有违科学原则的望文生义，但并不反对在大量占有和正确分析 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史家的主观能动性，阐释和发掘蕴于历史文本中的新意义。据 此而言，解释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不与唯物史观相互牴牾。
3.陶冶史家的知性、悟性和善性。
弘扬人文精神，需要史家主体意识的渗入或曰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为此，不但要 陶冶其知性，而且需陶冶其悟性和善性。所谓知性，是就史学的常规技术而言的，是指 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训练和经验积累。近年以来，一些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兴味渐趋 于理论模式，但存在的问题，一是消化不良以致在运用理论于具体研究时，方枘圆凿； 一是忽视史学的基本规范，生疏了史学技术，以致某些所谓交叉研究成果画虎类犬。问 题虽然存在，但探索难能可贵，切不可因噎废食。所谓悟性，是指鉴于史学作为一门人 文学科的特性，史家在研究实践中尚需用心灵去体悟研究对象。因为，正如刘鸿武所言 ：“人文科学总是力图透过客观事实的世界，去构造一个理想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这 个理想世界当然不是随意编造的乌托邦幻想，不是完全离开客观物质世界和经验事实的 主观臆想。它立足于现实但却又具有它的超越性和理想性，是一种情感与理性互动的产 物。因此，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不仅要运用事实、原因、规律等概念，但更多的是使 用意义、价值、理想、意志、情感、人性、人格、善恶、美丑等概念，去理解体验人类 的精神生活、宗教信仰和文化世界的。”（注：刘鸿武：《人文科学：一个精神与意义 的世界》，《思想战线》1999年第1期。）虽然与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相比，史 学的实证特征更为明显，但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之一，体悟对象同样必要。这就 要求史家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历史智慧，始终保持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敏锐觉察。所 谓善性，是指史家深切关怀人类的精神境界和未来命运，立足于当下而又不断超拔，不 懈追求至善理想，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参考性目标和方向。
总之，人文精神是史学研究中不容轻忽的重要问题。当今史家亟应以其强烈的使命感 ，充分发挥史学实证研究的特长，并着力挖掘其弘扬人文精神的潜力，冲破自设樊篱的 认识局限，强化主体意识，注重理论创新，鉴用它山之石，提高思辨能力，在常在常新 的人文精神建设中发挥其无以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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