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又反复地用东西文化作对比，来激发青年和全民族的觉悟：“欧俗以横厉无前 为上德，亚洲以咸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欲求中国的富强 ，必须大力发扬进取、抗争、战斗的精神：“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 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 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 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 安重根！”他特别强调必须破除中国国情特殊的保守狭隘意识，以开放的世界眼光，大 力输入西方文明：“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各国之制度 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 潮流所及，莫之能违。”[3]（P13—14）1916年底至1917年初，他连续发表《宪法与孔教 》、《再论孔教问题》两文，对孔教展开激烈批判。当时正处于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之下 ，尊孔复古的逆流甚嚣尘上，北洋政府竟然仿效袁世凯阴谋复辟之时草拟之“宪法草案 ”条文，将孔教列入民国宪法之中。陈独秀深刻地指出，孔教的核心即为“三纲五常” ，它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产物，其实质是区别尊卑贵贱，维护等级制度，对于新社会 新国家新信仰绝对不能相容。将遵奉孔教的条文列入宪法，完全与世界提倡民主平等人 权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 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 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5]（P42）
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胡适等人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的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 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的文章，因其深刻地代表中国社会前进的要求，喊出 人民大众尤其是全国青年的心声，因此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势如狂飚。顽 固保守势力则视之如洪水猛兽，群起反对，要追究《新青年》的罪责。这正证明陈独秀 、李大钊等人宣传的革命民主主义和进步历史观深深击中了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腐朽思 想观念的要害。面对保守势力的反对指责，陈独秀发表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的 名文，更加勇敢地举起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立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 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 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 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 旧文学。
并表达了为宣传新思想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坚定态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 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 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 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 血，都不推辞。”[6]（P72—73）这正是自觉地代表社会革新力量，指导时代潮流前进的 思想界先驱者所具有的胸襟、献身精神和勇气，与李大钊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 文章”同样辉煌史册。1919年6月，陈独秀因亲自撰写和散发抗议北洋政府逮捕爱国学 生的传单，遭到官厅逮捕，激起了全国舆论界的愤怒抗议。李达在上海发表《陈独秀与 新思想》一文，称陈独秀是“鼓吹‘新思想’的书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 想的急先锋，并且还用文字反对政府卖国的行为。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 青年从朦胧提醒觉悟起来”。因此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7]。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 刊号（1919年7月）著文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 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欲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 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像，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 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 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 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 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于社会，社会居然就把他逮捕和禁锢报给他 。”[8]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思想启蒙、宣传新鲜历史观的地位： 他是“思想界的明星”，“他在那个时代的形象是一位屹立在反帝反封建最前沿阵地的 大刀阔斧勇猛拼杀的斗士”[9]（P10）。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彻底的反 封建主义的姿态，宣告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学术史的新时代的到来。“五四”运动的爆发 ，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始。中国近代史学则进入了 以新历史考证学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观传播双流并进的新阶段。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 五四”以前，已经成功地运用进步历史观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和文化问题，认清了 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以及封建旧文化的桎梏，因 此，当经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传入马克思主义之际，他们便胜利地完成了由革命民主 主义者向初步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成为最早宣传唯物史观原理的人物。陈独秀于19 20年9月发表《谈政治》一文，批评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认为要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对 政治实行彻底改造，劳动阶级应该改造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治和法律，“用革命的手段 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此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并且阐释《共产党宣言》中论 述的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建立 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此年夏天，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国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于同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办了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陈 独秀在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宣告了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奋斗目标：“我们只有用阶 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 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10] （P12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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