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移动版

上面重点地考察了黄宗羲史学思想的几个积极方面。但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落后陈旧之处。例如，在治史的目的和方法方面，他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社会儒家教条的束缚。实际上他也超越不出封建经学的藩篱，还是以孔子及六经作为观察、判断、评价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唯一标准。他很崇尚前期儒家经学，根本不敢对其进行私毫改造，他还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来作为自己治史的根本指导思想。他自己口口声声强调“受业者必先穷经”，说明他并未能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牢笼。由于他青壮年时代生活在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十七世纪，传统的“华夷之辩”观点对他也有很深的影响。这种民族观念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自有其进步性的一面，里面包含着一定的爱国思想，这是可以理解的，未可厚非。但这种观念反映到作为史学家的黄宗羲头脑中时，必然对其史学思想产生某些偏颇之处，给其史学实践活动带来消极因素。他用这种观念去评价历史著作时，就难免有片面性。例如他对唐修《晋书》就极为不满。因为《晋书》把西晋末年以来的北方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作为载记列在书后，这在他看来，极不合史体，有伤大雅。他反对正统史学乱分帝纪、世家的体裁。他把“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归咎于“后之作史者”。认为如果这样，还“不如无史之为愈也”（30）。他认为《晋书》对同一四夷，“守其疆土者则传之，入乱中国者则纪之”不合理。他认为“传”是人臣的传记，“纪”是人君的传记。《晋书》把夷狄写成载记在他看来实不合史体。他认为五代之君与十国之君没什么两样。而作史者却有不同的对待：对五代之君“与于篡弑者”则尊为“帝”，对“守其疆土者”，则降为“世家”。“夫纪者犹言乎统云尔”（31），只要被尊为“帝”，为“帝纪”，就把割据的天下当作一统的天下，把各自称帝的君强分为君臣，这都是不合乎事实的。由于他反对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因而他就对《晋书》的撰修体例深有微辞。还不仅于此。他还要重修《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他的大汉族主义观念也够严重了。他一向重视宋明史的研究，准备重修《宋史》，但未成功，仅存丛目补遗三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黄宗羲要重修《宋史》的动机。因为他对元修《宋史》不满意，所以他要用他的历史观作为指导思想重修一部宋史。
    综上所论，可以看出，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黄宗羲不可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高度来总结明亡的原因和找出改造社会的适当途径。在历史观上，他并未跳出封建社会唯心史观的窠臼，他有着明显的历史循环论倾向和复古思想。在治史的目的和方法上，他仍然沿袭封建史学传统的“取鉴资治”的那一套，所经之世也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这是研究他的史学思想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个方面。黄宗羲生活在变化剧烈的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面对明亡清兴的现实，他不满意明末理学的空疏无用，他要匡时救世，对社会进行改良。表现在治史思想上，他也就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新颖观点，使其史学思想带上了独具的时代特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代表了我国十七世纪史学思想的较高水平。
    注释：
    ①（11）参见白砥民和斯迈、桂兴元文，具载《宁波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增刊）《黄宗羲研究专辑》（二）
    ②⑧⑩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题辞；第90页；第60页
    ③④见《孟子》《公孙丑下》；《尽心下》两篇
    ⑤见《易经》卷四《明夷卦》
    ⑥见陈生玺、刘光胜《〈明夷待访录〉书名解》一文，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⑦见胡朴安《周易古史观》第1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
    ⑨（14）（15）（18）（19）（20）（21）（22）（23）（24）（25）（26）（27）分见《黄梨洲文集》（1959年中华书局版）第262；77；477；495；253；316；312；455；317；468；461；118；472页
    （12）《泾皋藏稿》卷八
    （13）（16）《日知录》卷十三；卷七
    （17）《鲒埼亭集》《甬上证人书院记》
    （28）（29）分见《黄梨洲文集》《陆石溪先生文集序》《明名臣言行录序》两文
    （30）（31）分见《留书·史》宁波天一阁藏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