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的专业化浪潮，使传统叙事史的课题、方法和资料更趋完备。作为19世纪西方史学主流的兰克学派，既恪守传统，又有创新。其突出贡献在于制定了不同于古典的“原始考据法”的完整的史料批判方法。可以说，该学派的历史学家都是叙事史家，他们只注重确切的事实的陈述，而不去探讨历史的规律。这种历史用早期德国历史家的术语说，是“叙述的历史”而不是“概念的历史”；用当代法国年鉴派的术语说，是“事件的历史”而不是“理论的历史”。这种史学模式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其对历史学发展的作用是利弊参半。一方面，由于强调对史料的批判性鉴别，使得19世纪的史学家写出了启蒙运动时代的历史学家无力写出的结构严谨的历史著作，并把叙事式的政治史发展到成熟的地步，成功地勾划了西方主要国家自中世纪以来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法制等方面发展的轮廓；另一方面，这种史学由于抛弃了德国和法国启蒙时代的历史学所重视的理论结构和社会文化史的传统，因而它所能提出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自然十分有限。所以，“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以后相当时期统治着历史学术的历史科学旧模式，近几十年来日益被视为不合适的了。”⑦
从本世纪初起，西方的历史哲学家和历史编纂学家开始从各方面对兰克式的史学模式进行批判。“批评这类史学家仅注意僵死的事实而偏废一切理论；谴责他们以天真的态度看待历史的客观性；谴责他们一有可能就低估物质经济条件的重要性；批评他们不认真考虑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意义和功能，只满足于对政治作肤浅的分析而不探究其内在的力量；谴责他们只关注少数上层人物的活动而忽视下层群众。”⑧想要摆脱传统模式的史学家都在探寻新的资料来源和重新解释历史的新的理论基础。费弗尔认为：“历史只有在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这一方向下才能变为一种科学。”⑨
二、“新史学”的成就和缺陷
在科学整体化趋势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发生兴趣并开始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社会科学理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促成了历史研究中不同学派的产生。这些具有社会科学倾向的“新历史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勃然兴起。“新史学”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并无严格的统一观点，但与传统史学相比，它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它摈弃了传统史学的故事性--至少摈弃了这种故事的文学特色；它用新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旧的叙事方法组织材料；它提出明确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
第二，它要求历史是“整体历史”和“综合历史”，这与传统史学所倡导的历史研究专门化和独立化大相径庭。它要求历史学把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作为研究对象。它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促使历史学家去研究人类生存的环境，如地理环境、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资本积累、经济增长、技术水平、人口极限等。它注意研究社会结构的功能和社会流动的意义，如对社会管理机构、劳务机构、地方行政机构、社会教育机构、文化娱乐机构的成分、组织及其功能进行研究，对社会集团中的个人在社会、地理、职业等方面的流动以及财产、权力和地位分配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它也重视文化史，如研究印刷品、禁书等思想交流方式的变化，上层文化的社会政治背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间的可逆性交流等。
第三，“新史学”确立了新型的研究对象。它扭转了传统史学只注意研究占人口2％的上层人物的偏向，主张研究被压迫者和下层民众，如奴隶、穷人和妇女。美国“新”社会史家称这种研究方法的模式为“从底层向上”。这种方法便于揭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历史上90％以上的人民大众没有留下自己生活和行动、思想和感情以至价值观念的文字记载。要以他们为研究对象，必须在史料方面另辟蹊径，从各种有关人的科学中去发掘新的史料，研究利用所有为人服务的、标志人的存在、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内容。E ·吉诺维斯论美国奴隶制的著作、年鉴派史学家布洛赫、拉杜里和杜比等论法国农民的著作以及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汤普森和E·霍布斯鲍姆论英国工人阶级的著作都是反映这类题材的公认佳作。
第四，“新史学”在方法论方面有重大的突破。“新史学”主张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力图缩小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对于新史学家来说，仅仅追求具体的历史情节的再现是不够的。对历史环境的理解要求概念化、精确化，要求用可能获得的大量数据资料去验证已被普遍接受的假设和结论。新史学家从其它学科中借鉴各种技术（如计量法）、明确的概念和术语等，特别是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用计算机来处理卷帙浩繁的史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便于发现新的问题。它可以使历史学家从繁重的、细琐的、刻板的史料处理及记忆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以更多的时间去从事综合、概括、规律探索的理论思维与创造性工作。计量方法如果使用得当--它所用来检验的数据必须是符合逻辑的、科学的，而不是以任意摘录的对各自有利的资料来作出证实和证伪--有助于纠正只是建立在文字史料基础上的或由于民族的、个人的偏见造成的错误观点。
由于“新史学”吸收了社会科学的营养，从而使历史研究返老还童，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因此，在新史学家中日益显露出蔑视传统史学，欲取而代之的妄自尊大的意向。然而传统史学并未失却其在西方史坛的地位。据巴勒克拉夫在70年代末的调查，“近年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他以此说明“抵制历史研究变革的力量同推动变革的力量相比较，至少是一样强大，甚至可能更强大些”⑩。对此，汤普森的看法是：“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了更高的问题，但叙事史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的理由是它能够满足永远存在的需要。”（1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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