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对立，集中表现于对待传统的态度。传统的东西应不应该反对？这个问题不宜笼统回答，而要具体分析。也就是说，要对传统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传统的东西包括的内容很多，有传统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对于这一切，绝不能采取要么全部反对，要么全部接受的态度，而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运用辩证法的观点来对待。辩证法的实质，就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12）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在历史科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对待传统的东西，即历史遗产，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接受。必须进行认真地分析鉴别，否定糟粕的部分，吸收精华的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我国人民反抗压迫的革命斗争精神，关心社稷民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艰苦和勤劳俭朴的美德，优秀的文学艺术成果和文化典籍等等，这些历史遗产，理所当然地应该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即使是带有封建性的传统文化，也不应该简单地全部抛弃；只能够否定其封建性的一面，而将其中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接受下来。总之，对传统的东西，即历史遗产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我们就能够从历史中吸取营养，获得启示，受到鼓舞，振奋精神，以自强不息的姿态去创造祖国美好的未来。相反，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则只能在人民群众中散布消极、失望、悲观情绪，淡化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可见，某些“精英”们的虚无主义言论，实质上是对爱国主义的反动，其结果必然导致崇洋媚外，甚至背叛祖国。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忘记毛泽东同志这样一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3）
在这里，需要提到一种情况，那就是当鼓吹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一度冒出了所谓“史学危机”的论调。其实，四十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事业一直在发展；虽然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总的说是在不断前进并日益繁荣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有人认为史学出现了“危机”呢？这种“危机论”无非是说，既然历史遗产毫无可取之处，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又有何用？还有的“史学危机”论者，是想借口“危机”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科学研究的指导，让无产阶级放弃史学阵地，从而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提供市场。可见，“史学危机”的论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的产物，它在客观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教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从来就是同“史学无用”论结伴而行的。当“四人帮”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史学无用”论也曾经泛滥一时，其结果，历史研究遭到冷遇，历史教学被轻视，青少年的历史知识贫乏得实在惊人。这段往事，人们是记忆犹新的，应该记取历史的教训。
历史主义不是复古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尊重历史，但决不是要美化历史。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4）显然，对历史遗产毫无批判地赞扬和接受，是不符合历史主义原则的，因为历史主义并不是复古主义。
历史主义与复古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颂古非今，不讲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一味美化和拔高古人，赞扬封建毒素，那是复古主义，而不是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并不是要肯定历史上的一切，而是采取科学分析、区别对待、批判继承的态度，肯定其中值得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
复古主义引导人们向后看，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在我国古代，一些具有社会进化思想的史学家，就曾经对复古倒退的观点进行过批判。例如，刘知几认为古今不同，时过境迁，因而不能固守先王之道。他指出：“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15）王夫之认为，上古三代并不美好，后世必然超过前世。（16）在近现代，曾经出现过不少复古主义者。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一些封建文人主张尊孔读经，提倡封建礼教，在文化思想上掀起过复古思潮，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这股复古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已经堕落成为保皇派的康有为。他筹划建立“孔教会”，自任会长，并鼓动“定孔教为国教”。在他创办的《孔教会杂志》、《不忍》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鼓吹尊孔读经的文章。复古派的这些活动，对史学有着明显的影响。当时一些封建文人撰写的史书，例如叶德辉的《经学通诂》、柯绍忞的《新元史》、徐世昌的《清儒学案》等，都大肆传播封建正统观念和封建伦理道德，其目的无非是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的斗争，阻止人民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也演出过一场复古主义的闹剧。众所周知，“四人帮”的史学，是实用主义的影射史学。为了“实用”的政治目的，他们先是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后来又大搞复古主义，或者是虚无主义与复古主义兼而有之（例如：对“儒家”搞虚无主义，全盘否定；对“法家”搞复古主义，全盘肯定）。其复古主义的典型表现，就是在所谓“评法批儒”的旗号下，大肆美化被称为“法家”的历史人物；只要是戴上了“法家”的挂冠，则竭力拔高，全盘肯定。在“四人帮”的鼓噪下，一时间，颂扬“法家”之声，充斥报刊广播，甚至连商店的橱窗内也摆满了所谓的“法家”帝王将相的画像，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当然，这种奇怪的现象早已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烟消云散，复古主义在今天已经没有市场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决不是要人们脱离现实，去“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求立足现实，“鉴往知来”，以向前看的姿态去回顾以往的一切。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看来，研究历史，并不是要人们向后看；我们回顾过去，是为了现在和将来。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17）向前看，不仅是历史科学研究的目的，而且也是历史主义本身所要求的。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理想是要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历史科学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吸取营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并激励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只有了解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才能激发充沛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只有了解近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才能深刻领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这一千真万确的真理，才能自觉地把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对待历史，就会使我们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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