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恩格斯名言的一点理解
以两汉“过秦”、“宣汉”的历史思想为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历史学对于社会生活不是无用或只有小用，而是大有用处，它能够有效地帮助实现社会振兴，有力地抵制思想文化的浊流，成为民族精神的坚强脊梁。这显然是史学理论的一个带根本性问题。由此使我们想到恩格斯的名言：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40）
经典作家这段论述，概括了丰富的历史事实，总结了反思历史教训获得巨大成就的经验，它深刻揭示出历史运动的一个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汉初“过秦”带来了西汉盛世，使秦末的巨大灾难由历史进步得到补偿。无独有偶。隋的顷刻灭亡，使唐初人物记忆犹新，君臣动色相戒，时时以隋的暴虐儆己儆人，而深深认识统治腐败之可怕，民心民力之可畏。因此开直言之路，形成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敢于诤谏、重视纳谏的政治局面。向李世民直谏的不止魏徵一人，敢于诤言之臣成批出现，是重视总结历史教训的风气使然。特别在李世民当政的前期，处事谨慎，力戒奢侈，不敢劳民。他敕修《隋书》，即要以史为镜，认真总结隋亡教训，意在教育后代。唐初人物也常联系到“过秦”，因为秦朝和隋朝的历史教训十分相象。由于唐初总结亡隋之失，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出现一个更加强盛的朝代。封建社会中汉、唐两个“盛世”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都跟决策集团认真吸取历史教训直接相联系，这是运用历史知识取得伟大成效的有力例证，值得人们反复地思索回味。
注释：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③见《新语》《道基》、《术事》、《辅政》、《无为》等篇。
④《论衡·案书篇》。
⑤《陈政事疏》，见《汉书·食货志上》。
⑥《龚自珍全集·尊隐》。
⑦见《汉书·贾山传》所引《至言》。
⑧见《史记·萧相国世家》，又《曹相国世家》。
⑨《汉书·景帝纪》赞。
⑩《史记·平准书》。
（11）武帝时言“过秦”者还有吾丘寿王、董仲舒。吾丘所论是针对公孙弘建议“禁民不得挟弓箭”而发。董仲舒则举秦时兼并严重而陈限田之议。均属论述比较具体的问题。
（12）（13）均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4）《通鉴》卷18武帝元朔元年附《考异》：《汉书·主父偃传》，云“元光元年，三人上书”；按《严安书》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焚，略葳州”。此等事皆在元光元年后，盖误以“朔”为“光”字耳。《考异》未举出的重要证据是：元光二年，遣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谋获单于。又于元光六年，遣卫青出上谷，公孙贺出云中，李广出雁门，大战匈奴。“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此即严安上书所讲“燔其龙庭”之役。元朔元年，卫青、李息再次出塞。而东夷葳君降，设苍海郡，也在此年。
（15）恩格斯致康·施米特信（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87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6）《汉书·武帝纪》。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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