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曾被誉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五朵金花”之一。在极左路线破坏下，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中“雾塞苍天百卉殚”，这朵花也遭到了摧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个学术领域都呈现出百花竞放的景象，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也逐渐复苏起来。但是，当人们对近几年的研究现状进行审视时，又普遍感到不甚满意。这朵重放的“金花”，似乎有点褪色。于是，不少致力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如何把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引向深入？或曰：如何开创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局面？笔者也想就这个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我认为，开创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局面，关键在于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适应历史转折的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展眼界，突破旧的、恪守已久的研究格局，开拓新的、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
我在一九八一年的西安会议（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曾提出一个建议：开拓中国农民史研究的新领域，即把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拓展为对整个中国农民史的综合性、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这个建议，得到一些师友的支持，有的人已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并采用了“农民史”的提法。我自己近几年又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学习、思考和探索，并招收了三届中国农民史专业的研究生，通过实践，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把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拓展为对整个中国农民史的研究，可以使这门学科更有生机和活力，更有科学性和时代感；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和揭示农民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可以更正确、更切实地认识中国农民和中国国情，使我国人民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农民史，是以中国农民为研究对象的。农民阶级是历史最悠久、人口最众多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从原始社会解体、阶级关系产生开始出现，以后经历了所有对抗性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至今还存在于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农民阶级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做过突出贡献，起过巨大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以农立国的农民大国、农业大国，农民的历史更同整个中国历史的总进程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农民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可以这样说，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历史，就不了解中国国情，就不可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和建设。周恩来同志在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不论左倾还是右倾，都是由于不了解农民。后来，正是由于我们党了解了农民，并依靠和领导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又犯了几次严重错误，究其根源，仍然是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特别是脱离中国农村、中国农民这个最大实际，不了解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阶段性，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醉心于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动，不断折腾（变动最大的是农村，折腾最苦的是农民），企图超越历史阶段立即建成社会主义并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发人深省的是，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又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一场席卷全国的改革浪潮，又正是从我们民族最广阔、最深厚的底层——农村和农民中间掀起，八亿农民创造了联产承包的经营形式，改革了经济体制，改变了农村面貌，探索、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人们把这次农村改革比作“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提及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是为了强调一下，必须重视农民、了解农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个基本国情。“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李大钊选集》第6页），因此又必须加强对农民历史的研究。
中国农民史的研究，领域异常广阔，内容极其丰富。举要有如：农民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农民阶级的阶级结构、阶级属性；农民阶级的生产状况与农民经济的历史演变；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土地制度与地租形态的变化；农村人口与农民的婚姻、家庭；农民的生活状况；农民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信仰；国家政权对解决农民与农业问题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关于农民与农业问题的主张与论断；中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农书；等等。当然，中国农民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还包括农民阶级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其中的最高形式就是农民战争。以上所列内容不免与历史学领域内的一些学科（如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社会史、土地制度史、人口史、风俗史），甚至与历史学领域外的某些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人口学、伦理学、心理学、农学、民间文学）发生交叉、重叠、渗透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是现代科学综合化、整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包括领域内、领域间、甚至所谓“超领域”的超学科研究，在许多国家里被众多学者提倡着、实践着，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不仅使各单独学科田突破了狭隘的学科界限而得到发展，而且还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学科，从而把原来互相脱节甚至不甚相干的学科、领域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同一对象、同一问题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才更有综合性、全面性、科学性。例如苏联在编写十卷本《苏联农民史》的时候，就标榜这是“综合性著作”，并组织多学科的学者参加这项工作；在苏联农民史的研究中，也把农民史与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农业史等学科结合起来，特别是常常把农业史与农民史相提并论，使二者互相渗透，密切配合。在1982年召开的第19次全苏农业史问题研究会议上，引起关注并展开讨论的不是或不仅是人们狭隘理解的农业史问题，而是或更多是广泛的农民史问题：封建制度各不同发展阶段农民同国家的相互关系；国家的土地、农业政策；农民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演化过程；农民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及专制制度官方意识对他们的影响；城乡关系与工农联盟；苏联农村社会——政治生活，苏联农村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我介绍这一情况，可以作个借鉴。反思一下，我们的农业史只注重研究农业生产，我们的农民史只注重研究农民战争，两个学科闭关自守，不相往来，这种状况不应该尽快改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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