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史学界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取得了不断进展。本文仅就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法（以下简称逆向法）试论如下，赐教于前辈、同人及读者同志。
一、概念提出的根据及其意义
逆向法是采取与历史时间顺序相反的方向考察历史的方法，是由后代历史发端去考察前代历史、过去的历史的一种时间上反方向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适用于历史研究中的宏观高层次的考察方法。
逆向法之所以是历史考察中的科学方法，其根据在于任何历史现象都处在普遍联系当中，这种联系除了事实间的横向联系外，还有事实自身在时间上的纵向联系，这种纵向联系尽管存在着量和质的演变，但新旧之间始终保持了内在的联系，我们考察历史决不可割断历史，这就为逆向考察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由于逆向考察是一种与时间顺序“倒过来”的研究方法，人们在考察事物时总习惯于顺向考察，而不习惯于逆向进行，因此逆向考察不容易为人们所注意，当然也就难以成为一种研究历史的独立方法而被自觉运用。其实逆向法，我们在学习或研究历史时，也会不自觉地使用这种方法，如在学习世界中世纪史时，看到封建黑暗愚昧时又会回过来去看看古希腊时代所发展起来的高度奴隶制文化，找出兴衰的原因和结果。而马克思早就采用逆向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历史，并作过精辟的阐述，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实际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②“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③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了历史的逆向考察，并肯定了它的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即从当时已经认识了的成熟的社会关系出发进行分析，就能更深刻地认识以往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
逆向考察向上探索历史时，并不是按照从今天-昨天-前天的严格倒向顺序来考察对象，而是从现实出发，一下子飞跃到被考察的历史研究对象上，因为逆向考察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而倒溯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历史知识在现实中的应用。在全面地了解历史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突出地考察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历史对象，如《共产党宣言》开篇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指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正是从当时阶级斗争现实向上探索历史所作出的论断。从我们今天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角度逆向地上探历史，对于理解和执行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同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在马、恩著作的不少篇章里还为我们提供了把逆向考察与按历史顺序考察结合起来研究问题的卓越范例。如《资本论》第三卷中，揭示土地所有权用什么方法攫取资本所获得的部分剩余价值；又如《费尔巴哈》揭示了如下历史规律：“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等等。就使逆向考察与顺向考察结合了起来。
逆向考察的客观根据在于历史本身是在延续中发展的，后代历史保留着前代历史的遗物，发展了前代历史的胚芽，这一事实本身不仅为逆向考察，即从后代历史认识前代历史提供了可能性，而且正是通过对后代历史的分析才能够加深对前代历史的认识。如我们对在解放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少数民族存在的某些原始社会的遗风的考察中，逆向地上探历史，即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原始社会的理解。我们知道，滇东北地区的苗族生产方式原始落后，农业实行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经营十分粗放，民族性格勇敢、慓悍，民风淳朴，公有、互助观念较强，喜狩猎，猎物除自留外，一部分拿来公有，供本村民族喜庆时共享。生活不定居，种地不施肥，当地力贫瘠后，举家迁徙，去寻找别的肥沃的地方耕作、栖息，在连绵不断的山区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我们还了解到，滇西农村的白族同胞，妇女在家庭中占主要地位，是家庭主要劳动力，而丈夫却在家带小孩。我们也了解到，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在婚姻、两性方面保留着许多原始残迹，如撒尼族，“火把节”是他们的喜庆节日，在节日期间，要举行摔跤等各种娱乐活动，同时也是男女青年求爱的日子，有的女孩子有很多男朋友追求，而父母则视以为荣，节日期间，青年们则出走住“公房”，有的到怀孕才返家。但婚后不乱，按民族风俗，父辈去世，长子则不能当大孝子。又如我们对目前云南的一些民间传说、生活用语和地名的考察中，探根溯源，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明史的一些历史现象的理解。如云南一些农村的地名，取名为“中所”、“前所”、“后所”或称“大营”、“阿子营”等等，据考查和当地人士反映，“卫所”是明代的一种军事建制，而朱元璋的义子，明初将领沐英带兵到了云南，实行军屯，故而得名，延续至今。云南一些当地人士都称自己的祖先是南京柳树湾人，这和史籍的记载相呼应，说明这部分人是我国历代也包括明代内地移民的后代。又如滇人把上厕叫“解手”，据当地人士称，这是因为明代部分人充军来云南带上枷锁或手铐，上厕时需要解开的缘故。
同时由于历史的作用和结果，有的不是当时所能知道的，而要以后才能清楚，马克思说：“其实，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能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④这又是要求人们研究历史时进行逆向考察的必要性。如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巨大历史价值，隋炀帝开凿沟通南北大运河的作用都证明了逆向考察的需要。封建制的落后性也只在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才看得清楚，没有资本主义的历史研究也就看不清封建社会的特色。逆向溯源更是探索了解一切事物真相的必要方法，在自然界里要搞清楚江河的发源地要由下游至上游去探索。历史的长河自今至古岂能例外。盛唐的繁荣不能忘记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大融合的巨大作用，今天祖国辽阔疆土的统一，难道不是起源于二千多年前秦始皇所奠定的历史基础。通过这次北京发生的触目惊心的由学潮到动乱、由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由此而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和造成的巨大损失、严重后果，不正是赵紫阳同志过去所犯错误的结果吗？何况后人研究前期历史，总是带着自己时代、阶级、教育、生活等等多种的因素，这本身也是为逆向考察提供了主客观的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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