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大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取得了统治地位，人的能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以交换和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变得专职化、片面化；另一方面，又使专门领域里的智慧得到发展，从而使人的总体能力得到发展，按马克思的说法，形成了人的“全面的能力体系”。
人的全面的能力体系形成，大大加强了人类在社会历史中的发言权，使历史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的自由大为增强，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已经成为可能，从而为人们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提供了认识前提。在这一阶段，人们开始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并力图实现自身的主体地位，实现人自觉自由的本质。这样的主体意向首先是以改变封建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这场革命以争取人的社会地位为目的，以人道主义为旗帜，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具有完备的理论、纲领和计划，表现出鲜明的历史主体的自觉性。
在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欧州各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状况都处于差不多的水平，其中英国的生产力水平与荷兰、瑞典、法国、德国等国相比算不上最高，英国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过上述各国，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后的事。那么，为什么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发生在经济并不最发达的英国？显然，对这样一个问题仅仅教条地搬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是不能完整解释的，而只能从社会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去找答案，那就是当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经济的矛盾已经普遍化、尖锐化。从主体方面看，代表新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向封建势力挑战，是获取利益者向既得利益者的主动进攻。革命的结果是君主立宪制确立。这个结果正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利益，在社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中所作出的最满意选择——一方面，取得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阻止了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高涨。
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告诉了我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不是教条，而是考察社会运动的指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是亦步亦趋的绝对对应关系，而是有很大弹性的，而这种弹性的“幅度”是由主体的自由活动来左右的。某个国家或民族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只要客观上提供了可能性，那么主体就在多种可能性中能动地进行选择和创造，把某种可能变为现实，创造适应自身的发展方式，由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联想到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首先在东方落后的国家开始的问题，是否对我们有所启发呢？
实际上，资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性只是相对于他们的活动过程而言，从总体上看，这个革命仍然是自发性质的。恩格斯在1895年《致威·桑巴特》信中说：“整个历史过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⑥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就不是从历史实践本身提出任务，而是从人文主义出发，革命结果，其追求的自由存在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平等体现在资产阶级的法律中，平等和自由“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⑦这样的结果导致两种倾向：一种意识把资产阶级社会看成是人类最后的永恒的社会，一种意识认为仍然没有实现人的自由平等，这些就表明：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要么直接希求的不是已成的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的结果。”（同上）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归根结底是自发性的。简言之，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在根本上是自发的，就在于这个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自觉把握的基础上，因而最后的结果与最初的设想是不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人们自觉地认识和改造社会提供了思想武器，开始了人类自觉自由地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而人类自觉地利用历史规律，加速社会发展进程，减轻新社会分娩阵疼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可以说，社会主义形态是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历史提供的可能性条件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下，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为自身的存在形式和发展方式的合乎规律的选择结果；是人的能动性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结果。
这里必须注意：第一，资本主义形态是资产阶级自发活动的结果，社会主义形态是无产阶级的自觉选择的结果，因此在两种历史主体活动的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无产阶级的活动表明了历史进程中自由的发展。第二，无产阶级的选择是在资本主义的弊病已经充分暴露，其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形态的扬弃。这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说明了历史必然性的制约——社会主义形态只能出现在资本主义一定发展阶段后，但决不可由此得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结论。应当看到，当历史的发展已经暴露出这个时代的存在方式的弊病时，也就同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各种新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具体的国家和民族完全可能不必要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而去寻找新的道路。这方面，日耳曼民族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第三，在第二大社会形态里，从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同点更为明显，在表现形式上也几乎一样，这不仅为两个社会的交往提供了基础，而且为主体的能动选择提供了依据。第四，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一切地域的闭关状态，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被强行纳入到世界整体的运动中，使她们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状态只具为相对的意义这样就使历史发展中的“超越”成为可能。然而，使那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要取决于主体的能动性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创立，使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更显自觉性更富创造性，历史必然性与主体的自觉活动相统一，就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超越”现象不可避免，其结果是第二大社会发展阶段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形态和社会主义形态并存并争的局面。
现在再来看经济落后的中国为什么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方面的论述很多，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历史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时期，文化都以机器工业为基础，其有同质的力，这就为中国走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世界环境和历史根据；第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既成结果形成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尖锐利益对立，这就迫使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还须看到，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无产阶级成为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并在革命胜利后成为统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决无可能放弃自身的主人地位而重新去受资本的奴役。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他们唯一的必然的道路，也是他们自由自觉的选择，历史实践证明了这是中国人民的最优选择。中国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表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的统一；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中国人民的自觉活动的统一；历史决定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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