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江]传统社会春节禁忌的利益取向及功能(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5:11:28 中国民俗学网 李国江 参加讨论
三、春节禁忌的功能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春节是人们根据自然节律安排人文活动的重要节点，它不仅是自然时序的转换点，而且也是人文活动的转换点。春节节期随之成为二者结合而成的重要转换期。在这一转换期中，人们由一种“常日”的生活状态进入到“非常日”时段，从而使得春节节期体现出反结构性、过渡性和凸显福祸二元思维观念的鲜明特色。 在一般意义上，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利用禁忌限制和约束某些言行，规避不希望发生的某些事情，从而消除消极的情感影响，营造积极的情感取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禁忌构建和维护正常生活秩序。从这一角度来讲，春节禁忌也在维护民众节期生活秩序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 （一）构建反结构性的节期生活 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通过结构与反结构的分析进一步发展了范杰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仪式过程研究。他推论：对于个人和群体来说，社会生活是一个辨证的过程，其中涉及高位与地位、交融与结构、同质与异质、平等与不平等的承接过程。基于此，他认为在仪式过程中，存在一个对日常生活结构设定的阐明和挑战阶段，在该阶段，通过含有颠覆社会性和逆反仪式性的行为，日常生活规范受到了最为首要的对抗。维克多·特纳将其看作是一种交融，是一种反结构。以此观点分析，春节构建了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秩序的生活领域。民众将从春节这一领域通过，这一领域不具有或很少具有以前日常生活的状况，当然，也很少具有通过这一领域之后的未来生活的状况，这是一个在年度期内相对特殊的时空领域。民众用几乎同样的心情，共享着同一种气氛，生活程序极具模式性。此时，民众已进入了一个模式化了的时空，不论高位与地位、富有与贫穷几乎都被融进这一模式之中。 人们在构建这一反结构生活中，积极的巫术是通过积极主动的形式去驱邪避灾，服务于民众生活，参与这一反结构的构建。而禁忌则是通过消极规避，去实现希冀的愿望。法术的“为”和禁忌的“不为”作为两种手段，在春节这一特殊的领域内共同构建了不同于日常生活秩序的反结构秩序。其中禁忌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在这一领域内，处处都被禁忌所围拢，尽管有些在平时是可以随意可为的，不能算作禁忌的言行，在这一时段，却只能遵从和恪守。在这种异于日常的生活结构中，对于禁忌，没有哪一个人能视其于不顾，去触犯禁忌。相反，人们都是在谨小慎微地履行着禁忌，人们抛弃了平日生活中的等级、身份观念，都不约而同地在遵守着所有的禁忌。这一时期内，禁忌对民众发挥着更大的威力，显现出一种无形的世俗权威，规范着民众应适合这一时期的生活，人们都震慑于这一世俗的权威，为自己、为他人，从而为整个春节生活构建稳定的秩序，营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因此，春节禁忌在很大程度上是构建春节这一反结构性生活的主要力量，它在维护这一反结构性生活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保障过渡性的岁时通过仪式 按照范热内普的界定，“过渡礼仪模式”本身不但包含人生过渡礼仪，而且也包括了岁时节庆等所有适合该模式的礼仪。从这一角度来讲，春节作为一种岁时节庆，自然也纳入过渡仪礼的范畴。 范热内普指出过渡礼仪由分隔、边缘、聚合三个阶段组成，就中国传统春节而言，其节期从过渡礼仪的角度来看也适用于上述三阶段。一般意义上讲，传统春节通常是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开始，包含这一仪式的节点被称为“小年”，自此便进入到年节生活阶段，直至狂欢庆典的“元宵节”结束，民众才结束年节生活状态，回到常日的生活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民众通过主动礼仪和被动礼仪确保春节过渡礼仪的顺利通过。范热内普指出，主动礼仪即将意志转化为行动；被动礼仪被称为禁忌。禁忌即为禁止，是“不许做”或“不许行动”之命令。从心理学角度看，此类行动是对被动意志之回应，正如主动礼仪是对主动意志之呼应一样，换言之，禁忌也转化为一种意志，是主观行动，而不是主观行动之否定。但在整个过渡礼仪中，范热内普认为禁忌是一种依附礼仪，一个禁忌不能自成体系，它必须与某主动礼仪相辅相生。因此，禁忌只有与“主动”礼仪相互对立地共存于一个仪礼中，其意义才能被理解。事实上，在春节过渡礼仪中，民众在思维深层总是在对这一过渡期进行二元认识。一是辞旧和迎新的二元对立，一是求福和避祸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相互对立的认识中，民众能将自己的意志主动地转化为行动，即采取主动礼仪积极地迎新求福。同时，还辅以被动礼仪，即采取禁忌，以消极被动地迎新求福。但是此时的消极，从民众主观层面来看，仍然是积极的。因此，春节过渡仪式中的禁忌与主动礼仪，二者相互依存，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共同满足民众的需求。 从过渡礼仪的角度来看，民众在春节期间遵奉禁忌，其实质是将人们与日常生活暂时分隔，将其聚合入非常日的神圣的仪式时空，以利于顺利完成过渡。传统社会春节诸多仪式大都离不开禁忌这种被动礼仪的参与，就传统年节守岁仪式中的“忌早睡”习俗来说，该禁忌将民众的作息与常日隔离，使得民众进入一种通宵达旦的守岁状态，处于一种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将来的阈限期。民众认为阈限期的行为具有象征意义，除夕守岁有“惜阴”之意，谨遵该禁忌可以在岁时交接的节点上避祸求福，待阈限期过后，禁忌才得以结束，人们重又回归常日生活状态。在这里，是禁忌在助益民众通过该仪式。 可见，在春节过渡礼仪中，主动礼仪毋庸置疑地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作为被动礼仪的禁忌，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通过春节禁忌，限制和约束自己的生活，从而在岁时通过仪式中保障人们在“不为”中达到趋吉避祸的心理需求。 （三）强化趋吉避凶的民俗观念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尽管社会文化现象非常复杂、多样，甚至极度的无序，但在其中却蕴含着某种深层的统一和系统性，只有极少的关键原则在起作用。这些原则是一种基本的关系，反应的是文化在深层内涵上的对立统一，是一种共生共存但又互相冲突的关联。春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其仪式繁多，节俗众多，但是民众在纷繁的仪式和众多的节俗中，始终以求吉纳祥、避祸祛凶的民俗心理行事，从而形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趋吉避凶的民俗观念，该观念深蕴在春节文化之中，并且支配着民众的节期生活。 在岁时转换的关键节点，民众趋吉避凶的民俗观念较之日常尤为凸显。民众普遍认为，春节是求吉避祸的关键节点，人们希冀在新年伊始，能求得一个好的开端，以期将来得福走运。人们也更相信，在此节点因自身言行不忌所致的祸患将可能延及来年的生活。基于此种认识，人们在春节期间一方面主动求福，凡是有好的预兆之事都积极去做；同时，也不忘积极避祸，在言行上规避兆凶的不好事物，对它们敬而远之，不说、不触、不吃，通过诸多禁忌将祸凶的兆示降到最低，从而满足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 由此可见，春节禁忌是福、祸二元观念这一文化深层结构的一种外化，它不但是民众在年节用来避祸求福的重要手段，而且它在满足民众对该观念心理需求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地强化着民众趋吉避凶的节期观念。 四、结论 传统社会春节禁忌是民众在传统岁时转换期中为满足生活需要，尤其是心理安全需要而创造和传承的一种民俗信仰。它凭借其在民众观念层面特有的约束力，以其关照对象的利益取向，在营造节日氛围，构建和维护民众节日生活秩序方面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并成为了传统春节节俗的重要内容。春节禁忌是深刻着传统社会时代烙印的生活文化，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段中民众的世界观。随着社会的发展，春节禁忌在传承中经历着变迁，在现代春节生活中，很多传统春节禁忌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禁忌自身的顽固性及种种社会原因，有的传统春节禁忌在现代春节生活中却仍有传承。因此，关注传统春节禁忌利益取向和功能，一方面可以认识禁忌在传统社会民众年节生活中的特有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考察传统社会民众年节心理的视角，而且也能为春节禁忌在现代社会中的民俗内涵、功能等的变迁研究提供一定的基础。 （原文刊载于《温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