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是历史专业出身，但在读大学时对北洋军阀史却了解很少，仅仅只在课余读过一本丁文江所写的《民国军事近纪》，约略知道一点袁世凯北洋军和直皖奉三系军阀的情况而已。1949年9月，我结束了在华北大学的政治学习后，被分配到由该校副校长范文澜教授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当一名研究生。研究室分通史和近代史两个方向，我被指定到近代史方向。我除了在范老直接指导和荣孟源老师具体组织和主持下，写过一篇为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的文章外，主要工作是对入城后从一些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收缴移送来的藏档进行清理和分类。这批档案有百余麻袋，杂乱无章，几乎无从下手。整理的场所先是在东厂胡同旧黎元洪府第花园的八角亭，一间面积很大的房间里，有七个人参加整理工作，整理组组长是后来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的唐彪。每次从库房运来几袋就往地下一倒，尘土飞扬，呛人几近窒息。当时条件很差，只能空一身旧紫花布制服，带着口罩，在地上按档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图片和杂类等分别检放到书架上。因为每件档案都有脏污之物，一拌干净就扬起尘土，整天都在爆土扬尘中过日子，直到下班，不仅外衣一层土，连眼镜片都被灰尘蒙得模糊不清，鼻孔下面一条黑杠，往往彼此相视而笑。但从没有什么抱怨。在整理过程中，因为急于闯过这个尘土飞扬的环境，进行速度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档案和记住一些军阀的名字外，几乎很难停下来看看内容，只能说这是接触北洋军阀档案的开始而已，谈不上什么研究。
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理，袋装档案全部清理上架，分别成捆。为了进入正规的整理工作，集中十来天进行有关这段历史资料的学习，读了若干种有关北洋军阀的旧著，如丁文江、文公直、陶菊隐等人的著作。我们也从东厂胡同搬到有四五间宽敞工作间的乾面胡同，开始整档工作。我们将档案分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类，每个人把一捆捆档案放在面前，认真阅读后，分类上架，所以看得比较仔细，并在特制的卡片上写上文件名、成件时间、编号及内容摘要，最后签上整理者的名字。这次因为已经经过第一轮清理，不再有什么尘土，环境又比较宽敞幽静，所以大家心情舒畅，休息时和在宿舍里常常交谈阅档所了解到的珍贵和有趣的材料。这些都能引起大家的很大兴趣，有时我还在第二天去追踪查档，了解具体内容。我曾利用空闲的时间，把自认为有用的材料抄录下来。积少成多，慢慢地我已经积累有两册黄草纸本。同时为了查对档案中的事实和加深拓宽这一领域的知识，我又读了大量有关北洋军阀的著作，眼界逐渐开阔，钻研这方面问题的信心也增强了不少。我也了解到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展开，以往的一些著作过于陈旧，而且数量也不大，而新著几乎没有，有关论文也只有零星短篇，确是一块颇有价值的用武之地。
随着历经半年多整档工作的接近完成，我对北洋军阀这一近代的政治军事集团，从兴起到覆灭已有了一个大致轮廓，对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也掌握了基本脉络，奠定了我将以一生绝大部分精力致力于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基础。半年多的整档工作，虽然比较辛劳，但收获是很大的。一是我通过整档阅档活动，不知不觉地把我带进了一个从未完全涉足过的学术领域--它影响我一生的学术道路。二是我毫无愧色地以自己是新中国最早一批档案工作者而自豪。不久，这批整理过的北洋军阀档案，奉命移送到南京，和原国史馆合并，成立史料整理处，就是现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的前身，有几位随从南下，我则应聘到天津南开大学工作。
我到南开大学任教后，仍然坚持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并开始写点文章。到津的第二年，我便在《历史教学》杂志上连续发表题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讲课记录，虽然还不很成熟，但却是我第一篇北洋军阀史方面的专文，从此正式进入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程序。与此同时，我又得到一次深入这一领域的机遇。原来在50年代初，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界前辈的倡导和主持下，由中国史学会主编一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包括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共十一套，分别组织专人编选。当时，北洋军阀这一专题也组织过一个包括京津史学工作者在内的编委会。已故的荣孟源和谢国桢二先生都是成员。我当时虽尚不及而立之年，也承荣、谢二先生的厚爱，忝居其列，并接受委托在津搜集资料。不久，人事变幻，编辑工作陷于停顿，在津刚开始的资料搜集工作也告中断，所搜集的图书资料全部缴归南开大学图书馆入藏。我虽对此事的中辍抱有微憾，但却意外地接触了不少有关资料，为我日后撰写《北洋军阀史略》作了必需的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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