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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籍概说(2)

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史记》中却有一些进步的观点值得注意。例如,与以前的史籍不同,《史记》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记载。司马迁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政治的变动,他试图通过经济现象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所以他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太史公自序》)在《史记》的影响下,后世“正史”多沿袭它的体例,设《食货志》。司马迁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评价很高,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他批评当时一些学者看不见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均见(《六国年表·序》)司马迁最反对暴攻,但对秦始皇却有如此高的评价,这充分反映了他具有历史家的远见卓识。
    按照司马迁的唯心史观,自然认为创造历史的,主要是历代的帝王将相;但他同时也注意到历代各阶层人物的历史作用也不能忽视。所以《史记》一书对秦末农民起义,对陈涉、项羽在推翻秦王朝的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秦楚之际月表·序》)此外,《史记》还为当时一般学者所看不起的社会底层人物立了许多类传,如《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记录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些,都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中一些比较进步的地方。但是,《史记》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存在“天命论”和“历史循环论”的影响,这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又如《苏秦列传》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移到了公元前四世纪末,颠倒了苏秦和张仪的时间顺序,反映他在处理材料上还有不够周密、审慎之处。
    (2)《汉书》
    班固的《汉书》基本上沿袭《史记》的体例。《汉书》的主要成就在编纂方法,而不是在思想观点方面。从思想观点来讲,《汉书》充满封建神学思想。但它对后世影响很大,推其原因,主要是在编纂方法上确有一些长处。
    首先,《汉书》开创了断代为史的先例,成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叙传》批评《史记》说:“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因此,为了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汉书》起自西汉王朝的建立,终于新朝(王莽)灭亡,把《高祖本纪》排在首篇,项羽则从《史记》的本纪降为列传,王莽的传记作为叛臣排在最后。这种断代为史的新体例,深受封建统治者的赞赏。于是后来每换一个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断代史,到清朝便有“二十四史”的形成。其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
    其次,《汉书》在编排方法上比较整齐、严密。《汉书》各传一般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先专列传、合传,次类传、民族史传,最后是逆臣传。各传名称,概以姓或姓名标题,只是诸王传除外;不像《史记》,有的以姓标题,有的以姓名标题,有的以爵名标题,极不统一。《汉书》的十志,虽然本于《史记》的八书,但却远比《史记》八书完备、丰富。特别是其中的《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为《史记》所无,为《汉书》所首创,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又十志叙事,贯通古今,是后世《通典》、《通考》等有关典章制度的通史的开端。
    又次,《汉书》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文赡而事详”。(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汉武帝以前的纪传,《汉书》多采用《史记》旧文,但不是照抄,在采用时作了很多增删改易。如帝纪部分,增载了很多重要的诏令原文;传记部分,收入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着作和书信。武帝以后诸传,亦多载有用的奏疏。《汉书》十志,也有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这些皆《史记》所无,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汉书》增传也不少。《史记》无《吴芮传》、《苏武传》,蒯通附《韩信传》内,伍被附《淮南王传》内,张骞附《卫青传》后,而《汉书》为这些人均另自立传。另外《汉书》增补史料的地方就更多了,其中尤以对民族史传补充的资料最多。如《匈奴传》,增补了汉武帝以后的大量史料。《西域传》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扩充而成,记述了今新疆及中亚、西南亚境内三十几个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户口等情况。《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而成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增补了大量资料。总之,《汉书》对民族史的记载比较详细、有系统,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比较完备的史料。
    (3)《三国志》
    《三国志》是晋陈寿所作,比范晔《后汉书》成书早一百多年,故依时间顺序,先述《三国志》。《三国志》属于纪传体的分国史。它一面将魏、蜀、吴各自独立成书,当作国别体史书来写;另一面,又实际上尊魏为正统。例如,全书共六十五卷,前四卷《魏帝纪》是全书的纲,记三国时期全中国的大事;后六十一卷为传,是补充说明《魏帝纪》的。这是从宏观来看。再从微观来看,三书内部各自又有纪与传、纲与目的关系。这是《三国志》在内部结构上的一特点。抛开正统观念不谈,三国中以魏最强大,最后统一中国者也是继魏而帝的西晋。记三国史,在分三书的基础上,以魏为纲,有利于全面地、清楚地记述三国鼎立的历史,这是应当肯定的。
    《三国志》叙事条理清楚,质朴无华,取材谨慎,不苟下笔。据《三国志·裴注》所引《献帝传》:献帝禅位于曹丕时,有李伏、刘廙、许芝等的劝进表十一道,曹丕下令固辞,亦十一道。(《文帝纪·裴注所引》)而《三国志·文帝纪》尽删削不载,只录汉献帝禅位策一通。由此,也可看出《三国志》取材审慎,叙事简净。
    另外,《三国志》评论人物也比较准确。如评论曹操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臼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一段评论,从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出发,对一位政治作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表现了作者具有历史家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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