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88年7月27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95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修改了中国史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70人组成的第四届理事会，戴逸当选为会长，丁伟志、李侃、张岂之、金冲及、张椿年、齐世荣为副会长。
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强和改进的问题展开讨论。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的史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繁荣的时期。但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向历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要求。而史学工作的现状，不论在理论上方法上和研究领域上，都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对于近年来史学界议论的“史学危机”的说法，这次会上虽没有进行专门的讨论，但从代表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不少史学工作者确实有一种“危机感”，但对“危机”的内容却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有的代表认为，历史无用论现在相当流行，这是由当前社会中的某些现象感触而发的。有的代表认为我国史学发展势头有所放慢，甚至开始滑坡。还有的代表指出我们的历史学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其社会功能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不少代表使用“落伍”、“冷落”等字眼来表述史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处境。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不少代表的发言对此作了探讨。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大会发言的主题之一。有的代表从历史学的性质和任务入手分析，认为历史学研究的事实是过去的，它提供给人们的认识，则应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社会生活的某些重大问题应该可以从历史的启示中得到解答，而这个问题又正是当前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有的代表从学科发展的特点立论，指出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归根到底要看它和现实生活的联系如何。史学只有适应社会的需要，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有的代表认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正努力从不同侧面和层次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对于某些专门性很强的史学领域的研究和开拓方面也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中确实存在研究范围狭窄、方法单一、模式陈旧等问题。出版的着作和发表的论文虽然很多，但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兴趣的课题，却不多见。史学要从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提供有关对国情和社会的认识，从历史的角度帮助人们了解社会，了解世界，关注和研究与社会现实与经济建设等密切相关的问题，优先考虑那些和国计民生有关的课题，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参与社会决策。当然，这种研究首先要保证其科学性，依靠科学性来发挥其社会功能。
在探讨我国史学界存在的脱离现实社会状况的问题时，不少代表强调了要进一步发扬学术民主。有的代表认为，没有民主的土壤，很难开出科学的花朵，开了也是会枯萎的。没有民主的气氛，史学是很难成为科学的，因为它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有的代表指出，学术界的一些风风雨雨还是由于“左”的思想没有肃清，对于学术问题不可轻易地施行行政干预。有的代表呼吁要认真对待历史的教训，继续积极创造有利于历史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民主气氛，在学术和科学上不能由某个或某几个人充当真理的裁判者，学术、科学上的是非要靠科学的实践来检验。还有的代表认为，在史学研究中要进一步打破禁区，真正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
大会发言的另一项主题，是具体探讨了当前史学研究的课题。有的代表提出要重新学习、理解和探索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在讨论中坚持其基本原则和真理，认清其由于历史局限而被实际生活证明并不正确的个别结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百家争鸣中得以发展。有的代表认为历史学要在精神领域，在科学和学术领域中做振奋民族精神的事，加强历史教育，不光是说我们的历史如何了不起，也不是全盘否定我们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而是对中华民族和祖国的历史文化有个全面的了解和评价。有的代表专门论述了重视小农文明及其嬗变的问题，认为这对于寻找走向现代文明的健康道路，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不少代表提到要加强世界和中国当代史研究，认为这对史学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是史学的生命力所在。此外，对社会史、区域史、民族史、军事史的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也分别有代表比较具体地谈了各自的看法。
代表们还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人类生活中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当前这个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对现实的认识和分析，还是对未来的探索和追求，历史学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史学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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