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的转变带来了史学内容的扩充。近二十年来，台湾学者重点转向现代史、思想史、台湾史和海洋史的研究，特别是受到大陆研究的刺激后，台湾当局鼓励研究中华民国史，召开了几次会议，出版了不少专著。各大学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讲授的课程也各有侧重。例如，台湾大学主要讲授通史，东吴大学偏重于艺术史，清华大学以科技史、思想史为主，政治大学以近现代史为重点，成功大学以台湾史研究为其特色。
肖教授指出，用解释学派的方法研究历史还处于摸索阶段。由于史学工作者缺乏社会科学的良好训练，摸索之中也就难免生吞活剥、削足适履，如何探索出一条中国化的史学新路，已成为台湾史界广泛讨论的焦点。
四十年来，台湾学者在资料整理出版方面成绩斐然。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区域研究》、《明清档案》，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清代起居册》，党史会出版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档案资料汇编等，都是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台湾史界也面临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①视野过窄，研究宽度不够，史家喜欢独自作战，没有集体协作精神；②材料限制，中国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在大陆，一些档案文献、考古新资料台湾学者无法看到，在台湾从事一头（上古史）（下转39页）
一尾（现代史）的研究比较困难；③洋模式造成中国史研究的西洋化，一些学者套用西方史家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写出来的东西缺乏中国人的情感。如何冲破旧的史学框架，而又不为新的西洋模式所束缚，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史学新路，写出具有自己民族情感的中国历史，这是海峡两岸史学工作者共同面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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