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预成论的观点来分析历史问题，爱摆起“事后诸葛亮”的架势，作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如有的论者在分析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原因时，往往提及“改良主义在中国走不通”的结论，并据此来指责康、梁的变法违抗革命潮流云云。其实，当时民主革命潮流尚未形成，后来出现的民主革命潮流就是在变法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若说变法道路走不通，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何曾走通。又例如，有的论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得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这样的结论来。此结论抹煞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旧中国出现的可能性，把帝国主义存在的不利条件视为决定性的因素，从而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为实现共和政体的功绩，同时也堵塞了史学工作者对近代中国国家体制变异研究的思路。助长了历史研究中教条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
若认为历史的进步可以按照预先制定的统一模式来进行，那不仅会曲解历史而且会贻误现实。例如十九世纪末，俄国的经济派人士，企图将《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照搬于俄国，从而作出本世纪初的俄国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反对从民主革命转变无产阶级革命。经济派的观点就背离了马克思认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显地限于西欧各国”的提示。（《马、恩全集》第19 卷，第268页）再例如中国在民主革命阶段，党内所以会出现右倾路线和三次“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就是由于革命领导者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预成模式硬套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来。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很大的损失。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领导者又同样按照某种预定的模式来进行。他们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截然对立的观点，由于选择了这一种同生产力发展状况不适合的僵化模式，结果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的状况。这无疑是受“存在即规律”，“必然性是先于人们生活而存在”这种预成论观点的影响。尽管历史每进一步总要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代价，但是我们应努力减少这种代价。
重视对心理史学的研究
《史学理论》在1987年第二期推出了《心理史学研究》的专栏。引起史学界的注目，但估计它不至于会掀起什么热潮来。因为我国社会上为《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心理学科恢复名誉还只是前几年的事，因此人们对《心理史学》这门交叉的分支学科还缺乏应有的承受力。它要在史学界站稳脚跟，还必须克服以下的思想顾虑和心理障碍。
其一是耽心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划不清界限。这种耽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心理史学的产生，是以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历史研究为开端的，它所集中探讨的是人们的欲望、动机、情感，还重视人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和行为，他们甚至认为本能的性冲动是人类一切行为的主要心理动力。这种忽视社会环境对行为发表的影响，显然是同人是社会的人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相对立的。目前美国的心理史学流派中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们不尊重历史的事实，或者以一种理论的模式去套历史、代替历史。这无疑属于唯心主义的痼疾。近来，美国的心理史学的后起之秀，开始对该学科着手纠偏匡弊，反对用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理论框框去硬套历史，而主张运用不同的理论模式去解释历史。虽经过这番改造，但他们的心理史学，从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来说，还带有严重的唯心主义倾向。但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却具有同历史家的历史观相对分离和相对独立的性质，就是说它既能为唯心主义历史观服务，也可以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服务。我们不能因噎忌食，先不妨抱“拿来主义”，然而取其精华，在中国的史坛的泥土中，它也能开灿烂之花，结丰硕之果。
其次有人顾虑心理史学作为学科和方法均缺乏中国的史承。的确，它是当代崛起的一门新学科。以往中国的史学家对它很少论及，使得许多史学工作者对它具有生疏感。但我们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心理史学也有它的源和流。例如，中国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在他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疾呼史学家应重视对人的“心理变化情状”的研究。在古代，先秦的孟子和韩非子等人对社会世俗和人们的心理结构，曾有过生动的描绘。孙子在他的《孙子兵法》中对军事心理也有过深入的探讨和正确的判断。又如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的篇幅不仅具体生动描绘了各种不同阶层人物的心理特征，还进而剖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以上种种都足以说明，中国自古以来，虽未曾有过心理史学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但它并非是荡无史承的，我们是可以通过史海钩沉来摸清它的脉胳的。
再次的顾虑就是心理史学这门学科有无学术价值的问题。从目前有关同志对它研究的初步成果来看，其学术价值不可忽视。回顾以往的一些史学论著，在评述历史人物时，凡论及人物的思想，不外是他的政治思想，若说性格也只能是他的阶级性格。至于人物的风貌、气质、心理因素都被作者整简和删除了。历史人物就变成了“类死”的偶象。而成功的历史小说却与此相反，他们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气质、风貌的描绘，能将死去的历史人物重新在读者的面前“活现”起来，并使得个个历史人物变成家家户户的“熟客”。当然，历史演义和史学论著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范畴，也有不同的写作原则和手法。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物写成苍白无力的籍口。有些史学工作者在评述历史人物时，所以疏忽了人物的心理特征，除了缺乏史料的原因外，可能受机械唯物观点的影响，认识不到人物心理因素的客观作用。我们若能细致的考察历史，就不难发现历史人物的心理因素不仅能左右他本人的业绩功过，并且还会对社会的进程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当然不能夸大）。如有的论者曾列举过以下史例：提及西汉初年，文、景二帝对西汉王朝不仅无功业可言，并且把高祖、惠帝时期所具备的雄厚国力都丧失殆尽。究其原因并非文帝所自责的那样：“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湌也”。其造成“不德”的原因是与他在气质上和性格上稳健慎重，拘谨苟且等心理因素密切有关。而到了武帝时期，汉武帝所以能树立丰功伟绩，除了他的政治才干外，也与武帝的个性特征如开朗好动、精力旺盛、不拘小节、富于进取等有关。这些“音符”汇成了武帝性格的“基调”和“主旋律”。也成为造就他功业的主观能动性。又如东汉时期的班超，他所以能树立通西域的伟大功业，也与他的脾性、气质有关。另外，我们也可以从观察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风尚习气入手，进而了解某些王朝统治结构的全貌。如在魏晋时代，在士大夫阶层中普遍流行那种放荡形骸、服食炼药、饮酒作乐等奇风怪俗。我们若寻根追源，就能发觉这些人物病态却与当时的政局有关。由于当时封建权贵彼此兼并、弑篡不断，造成社会政局剧烈动荡，在意识形态中已经达到绝圣弃义的地步。许多士人在道德沦丧的处境下无所事事，只得籍酒色来麻醉，企图成为“局外人”。这种人物的悲剧性格是由社会的悲剧铸成的。历史人物的心理特征对社会历史所起的反作用，在近代历史中也不乏史例：如太平天国面临败亡、天京兵临城下之际，天王洪秀全所以未能采纳李秀成所提出的“让城别走”的正确军略，完全是由于洪秀全的宗教病态心理在作崇。又如义和团运动高举了“扶清灭洋”的大旗，其主导思想与其说出于反帝的革命觉悟，不如说由于受排外情绪和封建观念的主宰。再说辛亥革命不久，孙中山所以将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这无疑是由于那种力求政局安定的社会群体心理在起作用。这方面在世界近代史中也能找到不少例证。如十九世纪法国波拿巴这个小丑式的人物，所以能当上皇帝，就是由于“……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拿破仑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马、恩选集》第一卷692页）可见，历史的灵魂，往往就是历史人物的心灵。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心灵琢磨得愈透彻，就愈能把握历史的底蕴。心理史学的学术价值，它紧锁在史学的宝库之中，有待我们去开发和运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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