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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段祺瑞的善后处理 三一八惨案终结段祺瑞政治生命


      一直以来,“三一八惨案”都被认为是段祺瑞一手制造的(尽管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但这件事依然成为他政治生涯的污点。“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的精心组织的善后处理虽然是有目共睹的,不过这一切终究无济于事,他的政治生命也由此终结。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段祺瑞当时不在执政府,亦未命令开枪)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李大钊、陈乔年均在斗争中负伤。史称“三一八惨案”。
    这一事件,更因鲁迅先生的名文《记念刘和珍君》被大家记住,还记得那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其实,这一事件,也是北洋三杰之一、民国时期风云人物段祺瑞段执政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以下为独立学者彭秀良先生揭示的这段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幕: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则彻底终结了段祺瑞的政治生命。1926年3月,国、奉战争爆发,天津至秦皇岛之铁路被阻断,张作霖奉军用军舰攻打冯玉祥国民军防守的大沽口,日舰出动协助,国民军还击,引起各国军舰的干涉,20余艘军舰开到大沽口,驻天津的外国军舰也一起出动,并由荷兰公使代表12国,以“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为名,向中国政府提出严厉抗议,并发出要求国民军退出大沽口的《最后通牒》。外强的傲慢和对国民军的敌意,激起了国人强烈的反感和愤恨,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再次被调动起来。北京学生和市民起来抗议帝国主义行径,在天安门前开大会,并到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结果遭执政府卫队镇压,打死47人,伤百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是段祺瑞政治生涯中最被诟病的一个污点,长期以来多认为是段祺瑞下令向示威人群开枪的,更因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流传而放大了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究竟是不是段祺瑞下令开枪的呢?惨案发当天为国务会议例会之日,该例会由国务总理贾德耀主持,段祺瑞无须出席,并不在场,故而说他下令开枪是不属实的。曾任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的楚溪春回忆说,现场指挥官、少校参谋王子江面向涌向执政府的学生队伍,下令鸣枪吓退学生,不料守卫执政府东西辕门的士兵未听清楚,竟向请愿队伍实弹平射。再回顾一下段祺瑞以往对待学生请愿的态度,也可看出他是不会下令枪杀学生的。1925年5月18日,段祺瑞曾对请愿学生表示:1、学生只能陈述意见,不能提条件逼令政府照办;2、在读书时代,不应参与政治;3、对某事某人办法不协可以提公诉,不应聚众暴动。尽管不是段祺瑞下令开枪的,但他作为最高军政长官,对这次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26年3月20日,段祺瑞下令内务部行知地方官厅,查明抚恤群众,拟拨10万元作为惨案抚恤费,同时颁布《抚恤令》。令文如下:
    因前徐谦等率领暴徒,实行扰乱,或恐累及无辜,曾令内务部查明抚恤在案。兹据该总长屈映光呈复内称,准京师警察厅查明函复,并将死亡人数列表汇送前来。检查余众,竟有多数学生同在其列。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激刺之言易入,经行不顾,计较之念全无,猝乘市虎之惊,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不顾,堕入漩涡。揆其情迹,实有可原。伏乞特颁明令,优加慰恤等情。查徐谦假爱国之名,行破坏之实,青年学子,卫国情切,堕其陷阱,殊深悯惜。除令内务部仍妥拟办法,切实查明,分别优恤抚慰外,并责成教育部,督同各校校长,妥筹善后之方,以维学风,而培元气。本执政有厚望焉。
    该令文除给予学生抚恤以外,还把责任推给了国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徐谦,借以为自己卸责。但段祺瑞对这次惨案是深为痛悔的,他的外孙女常乃惠回忆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还有一个说法,是段祺瑞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但据李洁考证,这纯属谣传,“以段氏刚烈的秉性和元戎的地位,怎么会跑到现场当众向他认定的‘暴徒’下跪?”也是,政治强人段祺瑞是不会向学生下跪的,尽管他的内心也许是痛苦的。
    “三一八”惨案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它严重侵蚀了段祺瑞执政府存在的“道义基础”。五卅事件,尚是外人惨杀中国人,而“三一八”惨案则是国人惨杀自己人,因此“其性质要比五卅严重十倍”,社会舆论也是一边倒,指责甚至要求段祺瑞下台的呼声极其强烈。但是,执政府的命运最主要还是维系在军阀实力之上的。1926年4月9日,鹿钟麟突然派兵包围执政府和吉兆胡同段宅,段祺瑞躲入东四八条胡同部下家中,11日又避往东交民巷桂绿第李思浩宅。据说,鹿钟麟此举的目的在于讨好吴佩孚。其时冯玉祥已通电下野出国,国民军群龙无首,鹿钟麟等人欲联合吴佩孚以打倒张作霖,才以对段氏翻脸的举动谋求吴佩孚的谅解。殊不知,奉张早已和吴佩孚勾结,联合打击冯玉祥的计划已成。国民军退出北京后,段祺瑞又回到执政府,于17日通电宣告复职,并着议善后。电文如下:
    民国成立十有五载,纷乱迄无宁日。本执政莅事以来,兢兢以振导和平,与民更始为念。不图德未足以感人,才未足以济变,力不从心,事俱违愿,迭经声述,期于退休,然犹不辞谤议,忍辱至今者,徒以民国缔构,本执政心力所存,休戚与共,内审时艰,外崇国信,且目睹赤化之祸,流于首都,不敢遽为无责任之放弃耳。本月9日之乱,所关于国家纪纲、军人职责者绝巨。遘兹奇变,内疚尤深,曩者临时政府开始之日,曾规定应办者若干事,一年之中,事挚扞格,今后是否按程继进,听诸公意。迩来宗国元勋,方隅诸帅,屡以大计相与询谋,国家之福,有目共见,当此乱极思治之秋,不无贞下起元之会,其速妥议善后俾国政不至中斩,佥谋朝同,初服夕具。本执政从容修省,得为海滨一民,终其余年,所欣慕焉。
    电文中的恋栈之意甚浓,可此时掌握北京实权的张作霖和吴佩孚都不愿意再维护段执政的地位了。无奈之下,4月20日,段祺瑞宣布下野,与曾毓隽、梁鸿志、吴光新、许世英、曲同丰、段宏业等人乘车赴天津。从此,段祺瑞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文/彭秀良)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