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发展”思维，就是用运动的、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去考察分析历史现象。恩格斯说：“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⑤他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又说：“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切历史的和现实的事物莫不如此。“发展”思维正是事物的这一客观规律在思维方法上的反映。对这一原理，理解它不难。但在研究工作中具体运用就不那么容易了。不少研究者在论述和分析历史现象时还习惯于用绝对的、静止的思维方法，忽视事物本身及其周围环境的变化。这妨碍了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历史。“发展”思维则重视事物的变化，不但重视事物的质变，而且重视事物的量变；重视事物总的量变进程中的部分质变；不但重视事物本身的变化，而且重视其环境的变化，重视一事物与它事物、与环境相互联系的变化。近几年，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发展论”、“阶段论”的概念，这正是“发展”思维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它使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得到科学的解释，推动了历史学的前进。
“立体型”思维和“发展”思维是史学研究者最有力的思维方法。当然，它们都属于辩证思维的总范畴，但是确立这样的概念，把它们作为研究历史的思维方法提出来，是必要的。
第三，是“求异”思维，即对传统的所谓已成“定论”的问题，进行反思，提出异议。这种思维方法往往与人们习惯的思维方法相异，甚至相逆。求异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科学上的重大突破都离不开求异思维。历史学要深入、要创新、要发展，就需要研究者运用求异思维的方法。这要求研究者思路开阔、敏锐，及时了解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思维方法，还要求大胆冲破思想理论领域里的所谓“禁区”，排除“左”的影响。
二
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就围绕着一些事件、人物争论不休，对同一个人、同一事件、都褒贬不一、毁誉参差。这主要是认识主体——史学家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各人所站的立场、角度不同所造成的，这是历史学时代性、阶级性的反映，无须多论。
但是，处于同一时代、同一阶级地位，在同一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家们，对同一事件、人物的评价也不能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了存在着思维方法的差别而外，在评价标准上不一致，是一个重要原因。固然，对历史的评价，可依据不同的具体问题而确定不同的具体标准，但是所有的标准基本上都可以划分为两类：道德的标准和历史的标准。道德的标准强调正义感，以历史上劳动人民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弱小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称颂良善、抨击暴恶。历史的标准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几个形态之间的联系和必须更替为出发点，侧重于事件及人物对生产力发展、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和作用。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道德标准和历史标准的统一。
有些历史事件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却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无不如此。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研究这类现象时，把道德标准与历史标准辩证地结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揭露了奴隶制的残酷，又指出正是奴隶制造成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其实，何止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两河、中国的古代文明无一不是建筑在奴隶制之上的。对于资本主义、近代殖民主义也是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说：资本主义“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⑧同时他们又论述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无情地斩断了封建的桎梏，它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⑨对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写道：“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无数勤劳的人民“被投入苦海”。同时又认为这“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⑩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同时又指出：“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的发展。”(11)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谈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产生的影响时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且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方面，就是“帝命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2)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革导师在谈到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时，都是既批判它们的罪恶，又肯定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应当指出，我国史学界还存在着重“道德标准”，轻“历史标准”的倾向。有的过于强调历史人物的动机，有的感情色彩太浓，这显然是不足取的。我们应该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既看“动机”，又看效果，而在两者之间，以效果为主。马克思曾指出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3)因此，马克思认为，不管我们的感情是怎样难受，都不必因痛苦而伤心。革命导师的榜样向我们说明，历史学家作为现实的有感情的人，当然要抨击、鞭挞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的罪恶，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但是历史学更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决不能用感情来代替科学的研究和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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