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黎澍先生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发表后，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也引发出许多不同意见。持相反意见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维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黎文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文章本身的观点，而且还在于敢于公开向多年来被曲解了的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所谓原理质疑，真正体现了科学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精神，树立了一种求真求实的崭新学风。持相反观点的文章，对于经典作家的文论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考证和诠释，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创造者们早就明确阐发了这一思想，无可厚非。但问题却在于：如果这一思想果非为马克思主义和经典作家所阐明，我们该不该进行探讨并明确地发表研究结果；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这一思想时有所失误或不够确切，我们该不该本着科学的探索精神予以补正或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这一思想时有较大的时代局限，我们该不该本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把它推向前进。很明显，考察经典作家们对这一问题的有关论述是必要的，但却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和根本，重要的是将这两个命题与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进行深入而确切的考察。因此，本文不拟如黎澍等同志一样，着力于经典论述，而从另外的角度进行探讨，略述己见，以供讨论。
一
首先要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所谓的历史是什么，历史是由什么构成的，因为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广义的历史概念既包括自然的历史，又包括人类的历史。但是，由于人类和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自然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是彼此制约的。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规范了历史科学的概念，他们说：“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①，“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所以，历史就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由于全体社会成员都参与了对自然的活动，因此，从总体上说，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即是由每个人的历史所构成。这就是，“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③，首先有个人的历史，然后才有依照宗法血缘关系形成的组织（氏族公社），或依照地域关系结成的组织（马克公社），或依照共同经济利益形成的组织——如政治集团的历史；首先有群体的历史，而后才有全体社会成员的历史。“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④。人们各自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各自创造着社会集团的历史。这些历史共同构成着人类的历史，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历史画面。
人类历史的早期，是由一个个彼此不相联系的原始人群构成的。无论是东方的北京周口店人、广西柳江人、台湾左镇人，还是西方的尼安德特人、克罗马农洞人、塔勃尔人，他们都在彼此孤立，在一定的自然区域之内，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同时，共同创造了人类早期的历史文化。尽管这种早期的区域性文化类型各异，水平高低参差，但是，不能否认，不论早期的人类历史如何，都是由一个个原始人、一个个原始人群的文化结晶构成了人类的早期文化史。
自从氏族公社，特别是父系氏族公社出现后，人类就区分出两个对立的集团，居于支配地位，起领导作用的“独裁集团”和居于从属地位，起服从作用的被压迫集团。恩格斯称在血缘关系中后起的父权制，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⑤。父权制的确立，意味着“个别人的个性开始上升于氏族之上”⑥，这就是父亲开始支配子女，丈夫开始奴役妻子，主人开始压迫奴隶。“男子独裁”的两大特征，一是父权，一是包括奴隶在内。“它包含有后来在社会和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一切对抗性的缩影。”⑦这时，人们就开始分化，出现了被我们称之为“人民群众”的集团和“英雄”的集团。这样，我们就开始发现，统治阶级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被统治阶级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尽管这两种历史是相互对立的，但是，人类历史就是这种矛盾的统一体，人类历史就是由这两个阶级的人们共同创造的。
一方面，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也好，大奸大恶的政客也罢，要么顺应人民的意愿，大展政治抱负，历史表现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肃清边患，唐太宗轻徭薄赋、天下大治，康熙帝平定三藩、收复西土。要么逆人民的意志而行，或者暂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众，作恶多端，历史常常这样表现：赵高专权，秦二世而亡；唐末藩政，民不聊生；秦桧兴狱，南宋一隅；魏忠贤柄政，政治腐败。古今中外，莫不如斯。历史上的“英雄”，或谓之“杰出历史人物”，他们在历史的规范内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另方面，人民群众为了基本的生活需要，——衣、食、住、行，在统治制度的束缚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无论是英雄集团对历史创造的多少，还是人民群众对历史创造作用的大小，往往互相作用，相互影响。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生活的主体，统治阶级所设置的政治制度又对这种历史的创造作用起深远的影响。
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的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⑧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的主要承担者，而英雄集团一般地不直接参加这一历史活动。但是不可忽视，这一历史活动却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进行的。一定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对于这种物质生活的主体，有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决定意义的作用。在中国古代，一些被誉为明君贤臣的英雄人物，如果执行与民休息、奖励耕织、轻徭薄赋的政策，则会给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巨大的推进，往往会出现被封建史家所赞誉的“太平盛世”，如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太康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之治等等。而那些对生产力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发明，生产管理方式的变革，也往往是在社会安定、人民安居的社会环境里产生的。西汉的凿井技术、代田法，三国时马钧发明的翻车，唐朝的筒车，二熟制、三熟制的出现，田间管理的章程化……这些，都与英雄集团的作为密切相关。在近代，由于资产阶级政府制定奖励发明创造，鼓励技术革新的政策，一系列科学发明、技术革新甚至决定了世界物质文明的发展方向。电的发明，电灯的使用；蒸汽机的发明，火车的创制，轮船的出现；自动化管理程序的研制，机器人的发明，核能的利用；……这些，都已经成为推动人类前进的巨大力量。现代科学表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管理是生产力。人民群众创造着生产力。从事生产管理的英雄集团在通常情况下也创造着生产力。当统治阶级制定反动的管理措施，维护那些极端束缚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实践活动的法规时，往往使这种历史的创造趋于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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