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父子开始将历史用来为现行统治立论，认为史学就在于“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20）并论证了汉帝所以“得天统”。班氏史学被后世称为正统史学，其史学价值论被进一步发挥，用史学来替当涂树碑立传，宣扬五行、天象、正统等观点为本朝皇帝的神圣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这种倾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东晋王导是这样看史学的，他上疏元帝说：修纂国史，“上敷祖宗之列，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
史学验行事之成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为后世鉴戒的作用早在商周时期就有认识，唐以后受到特别重视。唐太宗君臣的言论里充分体现了这种以史为镜的思想。后来司马光作史，皇帝直接赐名为《资治通鉴》，此风流播，以至有人称中国古代史学为鉴戒史学。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就是在这种认识上评价史学的，他说：“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明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
古代史学作为一门显学，其功能价值还表现在它对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古人对此论述颇多。南史、董孤提着性命笔录奸臣逆子的劣迹，带有某种国人对政治的监护性质。后人歌颂南、董，除了赞扬他们正直的品德外，还包含着发挥史学政治功用的期望。北朝柳蚪《史官密书之弊疏》是对史学这种特殊功能的理论说明。疏云：“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服其美、匡救其恶者也。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23）后来关于时政记、实录，史馆修史的争论，大多关系到史学与现实斗争的关系，韩愈、柳宗元的论史通信更集中讨论了作为史家对于现实生活肩负的使命。
5史学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崇高感乃至神圣感，因此对于史家--史学主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方面认识的积累也构成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特殊部分。
早在先秦时期，史家的品质就已受到注意。《左传》记载南史、董孤时的浓墨重彩，为社会树起了一个完美的史家形象。当时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就是笔录客观历史，因此当时的良史就是直史。南、董为后世反复咏叹，不谄媚权势，不屈从压力，直笔写史，成为古代对史家最基本的要求，反之，曲笔历来被视为丑恶行为。
随着史著的增多，社会对于史著的期望增加，人们逐渐认识到仅仅是直笔写史将远为不够，史家的道德情操、价值观念以及思想倾向对于史著的影响甚大，因此对于史家的精神素质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司马迁已经天才地论述到了史学著作包含着作者的某种思想和感情的寄托，他在《报任安书》中指出：“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史成一家之言，这精神在古代诸学科上是相通的，于此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作了有关阐释。《文心雕龙·史传》篇从一般意义上论述史家的个人修养，第一次提出了“素心”的命题：“析理居正，唯素心乎！”（24）何为“素心”呢？刘勰解释道：“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惹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可见“素心”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尊贤隐讳，即《春秋公羊传》所谓“《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其二为奸慝惩戒，即要求史家有善恶分明的正义感。其三为良史之直笔。既要为尊者讳。又要直笔，置这种明显的矛盾于不顾，作者强调的是遵守儒家的思想和道德，这就是古代所谓“素心”的实质。
单凭“素心”毕竟不能提笔修史，史家还得有必需的专业素质，古代对此论述颇多，也是很深刻的。班固评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是基于以下一些认识的：“善序事理”即有驾驶和组织史料的能力；“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这是对文字表达能力的赞赏；“博物洽闻”，这是说知识广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5），这是属于前文提到的品德范畴。这里对于“良史之才”所应具备的主观条件已论述得颇为具体了，只是其理论的归纳尚不够。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勃兴，史学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从而造就了许多史学名家，但也不乏滥竽充数的附庸风雅之士。唐初有识之士对史学队伍良莠不齐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魏晋以来，“南，董之位，以祿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盰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因此呼吁：“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这种看法比班固论“良史之才”更具有抽象的理论意义，并且很深刻，既强调博学，所谓“博闻强识，”也强调见识，所谓“疏通知远”。
刘知几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作了更高的理论概括，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26）并且在《史通》中以《核才》、《鉴识》、《杂述》、《辨识》、《探賾》及《杂说》等多篇对史才作了具体阐述。大致说来“三长”概括了史学家驾驭材料表达思想的史学气质、应具备的渊博知识以及过人的分析判断的认知能力。后来不断有人对这种史学主体性论述加以引伸发挥，比如关于史家的知识结构，钱大昕这样认为：“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27）对于“三长”之间的关系，因时代环境不同也各有所偏重，比如唐代大量修前代史，因此刘知几纵论史法，于“三长”中最强调史才；乾嘉考据之风盛炽，在朴学家那儿要识字、博闻，因此强调学识；章学诚则大谈史义，即史著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观点，他说：“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因而“史所贵者义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