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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在历史编纂学上还创造了从开始搜集资料到最后完成定稿的一整套的集体编书的工作方法和步骤，给历史编纂学提供了另一方面的宝贵经验。司马光《答范梦得》（100）信中， 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编书步骤和要求：第一步将收集到的资料按年月、事目加以排比，标明出处，并进行剪贴，这叫作《丛目》，要求“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分析鉴别，考证异同，选择去取，并加以组织安排，文辞上也有所加工。对年月、事迹有相违戾、有所取舍的，要说明理由，作为附注。这样写成的第二稿叫《长编》。长编要求“宁失于繁，勿失于略”，作为进一步修改的基础。以上两个步骤，都是由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协修人员负责整理编写的。第三步则由司马光本人对长编再进行详细认真考订、删繁就简，加工润色，直到最后写成《通鉴》完稿。这个工作是比较繁难的工作，又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须经几次修改，然后定稿。刘恕的儿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说：“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可以看出，《通鉴》是由一批史学专家集体协作完成的项目，其中分工明确，要求严格，最后的统编、笔削润色，完全出自司马光一人之手。这又是一整套集体编写史书，分工负责的完整经验。
    司马光的关于史料工作的考异法，关于编修史书从搜集资料到完成定稿的编写步骤和集体编定史书的分工负责的制度，都是历史编纂学上的新创造，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封建史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司马光的这些思想都是积极的、进步的。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下，完成了编写《资治通鉴》这一部至今仍有很高价值的史学巨著，推动了我国封建史学的发展，影响了我国史学从宋到清几百年的发展方向。这个客观事实，我们必须给予充分肯定。
    注释：
    ①此段均见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司马温公神道碑》（《苏东坡集》前集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及《宋史》《司马光传》等书。）②南宋刘峤《进司马温公集表》。
    ③⑥⑦（16）（49）（98）（99）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
    ④（48）司马光《谢赐资治通鉴序表》。
    ⑤司马光《进通志表》。
    ⑧（15）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七，《送王性之序》。
    ⑨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治平资治通鉴》。
    ⑩张煦侯《通鉴学》（修订本）第三章。
    （11）童如豫《资治通鉴补跋》。
    （12）《宋史》卷四四四《刘恕传》。
    （13）《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
    （14）《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五《荐范祖禹状》。
    （17）《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18）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19）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