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历史科学强调的是定性的研究，比较重视历史问题在性质上的产生与发展变化。由于信息的不灵与统计学上的困难，也由于历史学家对精确统计数字的忽视，所以在历史著述中量的观念比较淡薄，重点放在对性质的表述和论证上。这是我国传统历史科学的一大缺陷。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变化，计算手段和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使人们对精确的量的观念不但愈来愈重视，而且运算的手段和方法也愈来愈简便，因而对量的要求也愈来愈强化。历史科学适应这种总的发展趋向，从本世纪50年代末，西方一些历史学家把某些数学的方法引进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产生了所谓计量史学。历史研究重视量的问题研究的发展，不但从一个方面推动了历史科学的进步，它在中国历史学界的推广和应用，也弥补了我国传统历史科学的缺陷，从而促进了历史科学中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历史研究中的定量概念
历史积累和发展的某些侧面和部分，是以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研究和说明某些历史问题，如果能以量的形式加以表述，会给人以准确和具体的概念和影响。所以，某些历史学家在其著述中，常常以大量的统计图表和数字，来说明某些历史问题。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一些历史问题很难以准确的量的概念加以表述，所以在历史研究中产生了多种的量的概念和表述方法。
第一，虚量和实量。虚量是一种不确定量，也是一种模糊量，它只说明了一种大体的量和值；实量是一种确定量，它是虚量的对立值。当某些历史问题需要大量的统计基数，才能得出定量值，而历史学家又无法得到这些统计基数，或者在历史学家对某个历史问题的定量值并不十分追求的情况下，常常使用一种虚量来表示其数值。我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中，就比较普遍采用虚量的计值方法。比如《史记·河渠书》中在说到夏禹治水时，“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这里“九州”、“九道”、“九泽”、“九山”、“九川”、“九泽”中的“九”字，就是一种虚量，说明多的意思，并不是“九”的实量。在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三”与“九”一般都是虚量。“三”是最小的奇数“一”和最小的偶数“二”的和，所以它有一切数字的总和之意。“九”是计数的终点，因为到“十”的时候，又要回过头来以“一”加另一个符号来表示，所以“九”是计数的终点，它有最大数字的意思。以此类推，三百、三千、三十六、七十二等数字，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种虚数。此外，有的同志提出，近代史上广州十三行的“十三”，明清时期大家经常引用的松江土布上市量的“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①中的“十五万”，也都是虚数②。可见，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定量的数字，常常作为虚量来表示，所以在量的概念上经常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第二，数学量和矢量。数学量是确定的数量概念。但是社会历史是以人的活动为主体的，要受到人的感情、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常常又不是确定的数量概念，无法用数学量来加以表示。可涉及这些因素的历史问题又不能没有量的概念，好多历史问题不用量的概念是无法加以说清的，所以有些历史问题在计量上就用矢量的方法如以表示。矢量是一种带有运动方向性的变量，这种量只表示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一种倾向性数量，不具有数学量的意义。例如我们在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时，经常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停滞和生产力受到破坏等概念，这就是一种矢量。它只是反映了生产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方向，至于具体的量，它是一个变数。对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当然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确定一个数学量，但这些量的概念，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十分准确，它只有统计学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这些量也都是时刻在变化着的一种矢量，它从每年的统计学上看，是增加的趋向，但每日每时的增加量，并不会与统计学的数字完全符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科学中的大量数学统计数字，都是一种矢量，而并不是数学量。
第三，具体量与总体量。具体量是指某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的数量概念，由于它涉及的因素和范围比较小，时间的跨度一般也不会长，所以这种量的概念相对来说比较可靠，比较容易反映历史的真实数量关系。而总体量，一般涉及的因素复杂多变，范围也较广，如果时间的跨度再长一点，这种量的概念一般准确性都比较差，特别是在古代信息交流隔绝、统计手段落后原始的情况下，这种量的概念与历史的真实差距往往很大，并不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总体的数量关系。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都很重视户籍制度。汉代各县每年底都要将“户口垦田，钱谷入出”作详细的核实报告，然后由各行政单位逐级综合后上报给朝廷。政府将核实户籍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各级官吏对户籍问题都很重视。虽然在户籍上历代都有所谓逃避户籍的“稳户”、“私户”、“诡寄”、“荫庇”等问题存在，但因为户口数的下降会影响地方官的升迁，户口数的虚报又要多向政府交钱粮，所以地方官在核实户籍上还是严格的，地方关于人口户籍等问题的记载，一般也比较接近真实。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些户籍在层层综合统计上报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需要加以增减，所以，最后的全国统计数字，往往离真实性差距很大。如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统计人口为5,677万，永乐元年（1403年）为6,659万人，十二年间人口增加近千万；清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1亿4千多万，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达到3亿多，半个世纪人口翻了一番。这样的增长速度，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总体量的统计数字，比之具体反映在地方志中的统计数字，离真实性，相差的要远得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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