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忽略了非阶级因素，如生态环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心理、人物性格以及偶发事件对历史的影响，从而把一部分史学研究的内容摒弃在视野之外，留下许多薄弱环节，无人问津。阶级斗争的绝对化导致研究方法的简单化，历史成为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历史人物也都是阶级斗争规律的人格化。早在60年代，有识之士就呼吁阶级斗争是红线不是红布，岂止是红布，上下五千年全是红彤彤，农民战争和儒法斗争就是一切，课题愈来愈窄，老调老弹，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这种局面的改观，必然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前进，而理论上的建树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冒犯正统又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干扰，学术上不能自由地充分展开讨论，又怎能彻底澄清“左倾”迷雾，开拓新的领域？
二是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偏重以思想家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对当时的社会效应和群众意向缺乏真切的了解。如果无视这种现象，不结合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进行纯学术的价值判断，有可能导致文化的理想主义，脱离历史的实际。由于只重视文人思想的研究，忽视民众的文化传播，又可能失却许多可以发掘的宝贵资料。在明清之际，非圣、非君、非经的思想广为流传，谴责昏君奸相的时事剧，戏谑如来佛的笑话，嘲弄孔子的俚言屡见不鲜，而《明夷待访录》在当初并未传开，真正活跃在民间的谣谚、俗曲和话本中的民主性锋芒，形成对正统思想的冲击，却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力量。如果把思想家的思想放在这样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而不局限于查考师承源流，可以更加深切了解思想家们怎样汲取民众的滋养，搏击时代的潮头，成为文化伟人，可是又有哪本思想史的著作能把审视点下移到民众中去，写出这样的景象呢？
三是既往的历史都是人们实际生活的历程，有前进的步伐，也有倒退的足迹；有光明，也有黑暗；有智慧，也有愚昧；有合理、不合理，也有非合理、非不合理的一种存在，这是生活的本色，也是实实在在的国情，正是这五色斑斓才构成多姿多彩的历史。只用进步与反动，唯物与唯心，革新与保守的二分法界定生动活泼的万千景象，不能不简单化。只言进步、精华、成就的辉煌，无视落后、愚昧、糟粕的不良影响，似乎成为一种偏执。《丑陋的美国人》可以在美国获奖， 《丑陋的中国人》在中国却遭受非议。写农民战争只能大颂特颂，剖析农民的落后性则为史学的禁忌。所以当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时，这个科学论断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大量依据，却很难与既往的史学著作相衔接，这不能不是史学研究的偏失！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而不是陶醉过去，它的社会效应是面向未来，有助于人民吸取历史经验，清扫前进中的障碍。我们不仅要弘扬中华民族的光辉业绩，更应该指出曾经有过的历史重负，只有将这良莠交错的真象，全部交给人民，让人民在历史发展规律的指引中受到启迪和滋养，加深对国情的真正理解，激发振兴中华的责任感，推进社会变革，才是最深沉的爱国主义。
上述三方面从不同角度反映史学由于缺乏丰富的内涵，造成学科建设的不平衡和研究内容的贫乏，这是史学研究长期以来难以摆脱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学术原因，也是某些历史著作不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因素。要真正克服上述三不足，不仅要在学科上补缺，知识结构上调整，人才重新配备，更要在理论上匡正，从观念方面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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