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广 禹虹:领导干部应当学点人类学(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47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 田广 禹虹 参加讨论
毛泽东论调查研究对领导干部学习人类学的启示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在现代仍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现实意义。从毛泽东诸多有关工作方法论的理论中，如调查研究要坚持群众路线——“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调查研究必须点面结合——“不但要走马看花，也要下马看花”、鞍钢宪法等理论，其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与行政管理人类学的方法论及视野非常契合。 比如毛泽东所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从认识论上说，就是特别重视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就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的工作路线有机统一起来。领导干部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首先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群众做调查工作。做到从群众中来，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该制度后来被称作“鞍钢宪法”。以行政管理人类学视角来分析，“鞍钢宪法”的制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政管理人类学案例，也是一个典型的行政管理民族志。 在这个案例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济为鉴戒，把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厂——鞍山钢铁厂作为调查研究对象，特派彭真赴鞍钢检查、指导，同时鞍山市委也做出积极响应，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起草了5000多字的《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11日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对鞍钢市委的调查报告做具体分析，并且做长篇批示，这也是“鞍钢宪法”的由来。在这个案例中，毛泽东并没有亲临第一田野点，而是通过分析鞍山市委的调查资料来做出决策，毛泽东所说的《鞍钢宪法》也是经过领导、专家从“报告”中归纳得出的。 毛泽东打破了原有的“马钢宪法”，即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企业行政管理方法，通过具体专家和领导对工厂第一线领导干部、技术员、工人群众的实地调查，得出第一手的田野资料，他在这些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点面结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初期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全面而又科学的总结，改革了以往生搬苏联的一些强调领导者绝对权威的管理制度。通过民主以及人性化的管理，让领导干部去第一线，与工人和技术员一起参与技术和生产，让工人参与管理，让管理真正地落到实处，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团队合作，让企业管理和效益最大化。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批示，是在有关人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人类学中被称为二手资料分析法，指调查研究者因各种原因未亲自去田野调查，但通过对他人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应用人类学理论和视角，做出客观分析并得出结论的一种研究方法。 在人类学经典著作中，不乏以二手资料分析法而完成的优秀成果，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人类学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著作《菊与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的占领政策。面对陌生的日本，西方人无法理解日本在战争中的一些举动，也不能预测日本下一步将如何行事。因此美国政府特地组织了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从事有关日本的专题研究。1944年6月，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接受政府的委托开始研究日本。她在无法踏足日本本土的不利条件下，运用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及文化模式理论分析了日本的国民性，推断日本政府会投降，并提出美国应保留日本天皇而不宜直接统治日本的重要建议。在战后的1946年，Ruth Benedict将该研究成果整理成书，以《菊与刀》作书名出版。该书的出版立刻引起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响；也被学界公认为有关国民性研究的最富代表性的成功个案，甚至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发端。这部书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作者人类学调查研究原始资料二次分析方法的熟练掌握和出色运用是分不开的。如果按照具体学科精细的划分，《菊与刀》乃是行政管理人类学范畴的经典著作。 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是从实地调查研究开始的，如毛泽东思想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鞍钢宪法”这些理论以及政策确立的第一步，都是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且必须明确调查目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在毛泽东看来，要解决实际问题，显然不能“闭门造车”，凭想象来解决，而是要通过一定的有意识、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掌握其基本的情况和发生原因，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而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社会调查，“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领导干部必须要有端正的身份定位，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做老百姓的学生和朋友，从群众中发现真正的问题。“群众路线”是毛泽东调查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正在按照这样的方法论原则，主动与被调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比如毛泽东经常与农民拉家常、请农民吃饭、给农民被子等。这样的态度和行为，使毛泽东在调查中能够与作为被调查对象的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也使得被调查者能够讲实话、讲真话。 行政管理人类学理论中，领导干部理解和了解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真实桎梏，才能够使政策制定者发展出一套可行的政策制定计划和方式，而且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念也会产生变化，不会仅仅从利益角度出发来满足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建立在理解文化背景和文化中人们行为动机和真实需求的角度思索新的价值视角。公共政策制定者会认识到，即使在当时是合理的，时过境迁后也将有可能存在不合理之处，为情势所致，决策者可能要对不可理喻的决策部分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正，这种调整和修正既可能来自于公共政策者自身的经验和反省，也是出于文化认同和对社会发展的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儒家治政文化与当代治国理政实践
- 下一篇：张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人类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