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广 禹虹:领导干部应当学点人类学(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46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 田广 禹虹 参加讨论
结论：领导干部必须学会和应用人类学 当前，在我国行政管理体系内，政策制定均是遵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性原则。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种政策制定过程均是客位行为主导下的行政行为。而人类学研究一直强调主位的重要性，始终把主位的思想、行为作为重要的信息和资料进行处理。行政管理中强调主位视角就是要多听取当事人的观点，尊重当事人的话语权，给予他们发表个人意见的机会和权力，鼓励公众参与发展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从行政管理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民众是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对象，要实现有效管理，同样离不开对他们的了解。只有了解他们的基本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特征，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行政管理学将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即通过将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结合人类学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跨文化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中行政组织、行政运作、人事行政、财务行政、公务管理以及公务伦理中。在行政管理人类学中，身为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决策者即领导干部在学习和实践人类学理论时首先应该学会： 放下身段走进“田野”。在行政管理的任何范畴，要想让一项政策或者决策真正地落实到位，领导干部必须放下自己的身段，也就是官架子，走进田野，也就是要去第一线去调查研究。这样既可以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又能够掌握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感受群众的冷暖疾苦，最终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提高各项工作的实效。 有的领导干部也走基层，但下基层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还在机关，让下面“好好准备准备”的通知早已下去了，甚至连走访对象见了领导说什么都“排练”好了；有的领导下乡调研用警车开道，记者拍照，陪同下乡的领导班子一拨又一拨，路线反复修订，考察检查的方案制定了一套又一套，大小车辆前呼后拥，走起来大队人马，坐下来一大片，可谓阵容强大，引起基层干部群众的反感，下基层变味成了“吓基层”。由此可见，要想让调查研究不“走调”，就必须弘扬求真务实精神。 如托马斯所言，我们常常对研究对象抱有傲慢和恩赐的态度，但长时间同他们在一起、打成一片则会削弱这种绝对优越感，以观察为依据的经验使从前诸多基本推测越发不可相信。只有放下自己身段，俯下身子、走下车子，放下自己的优越感，以主位的角色真正地融入到基层群众中，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参与观察，才能了解当地百姓真正的需求，才会发现以前自己在办公室里理所当然的想象与田野调查事实之间的差距。走进田野的最终目的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和办好事，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要带着政策去田野，带着课题去田野，带着问题去田野，带着情感去田野，带着责任去田野，将为基层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视为最大的政绩。走进调查的田野点，才能实现将手里的权力真正地为民所用，为老百姓谋福祉。 主客相宜，换位思考（主客位）。主客相宜要求领导干部无论在进入田野调研或者在处理各种行政事务时，都应该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融入当地，了解调查对象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当地人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问题，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换位思考。当然作为一个决策者，当你身体力行地获得第一手资料时，还要转换回你客位的身份，即调查者或者研究者的身份，用历史和文化比较的观点去分析获取的田野资料，从而获得比较客观的结论和决策。 行政管理人类学方法论中有关主位与客位的规范，能够帮助研究者避免在行政管理事务中“自我为大”的观念，从人类学文化角度分析，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也就是主位和客位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群体。因为文化背景不同，主位和客位对同一事物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和需求，同时也会做出不同的行动。所以领导在进入田野点的时候，首先抛掉自身所固有的“自我为中心”的状态，由客位转为主位角色，姿态放低，融入到所要调查的群体中，站在被调查者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尊重被调查对象的人格，维护被调查对象利益，以人文本，坚持学术伦理与社会伦理并存的学科态度。这样调查的结果才能客观和详实，并不带有个人偏见。 放下“常识”与“权力”，学会倾听。“常识”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对文化所做的表达方式，“常识”深深嵌入我们通过感觉获取的经验和各种权术政治中，领导干部通常会以固有的“常识”或者“经验”等比较主观的态度做决策。权力是领导者表现自己管理手段的体现，但无数事实证明，过分保持和夸大这种权力就会存在私人欲望，就会产生滥用权力的现象，滥用权力是对权力价值的破坏。任何权力都有一定的限制和范围，如果硬要突破这种限制和范围就会形成“权力扩张”，最终会危及受众群的利益。文化人类学强调“文化”在人类学领域的奠基性功能，那么，哪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形形色色的“权力”场域呢？不管是偏僻遥远、人迹罕至的“江湖之远”，或者是繁华似锦、光怪陆离的“庙堂之高”，都有自己独特的具有排它性质的“文化”，而这种人种与文化差异之下的“排它性”，正是“权力”滋生的肥沃土壤。常识与经验限制并塑造了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我们在怀疑其他人是否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同时，却不能摆脱自身经验框架的局限。 所以，领导干部在与下属或者当地群众交流的时候，首先应该放下固有的常识和权力，学会倾听。第一时间要考虑的不是怎样改变对方，而是怎样让对方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想让下属表达意见的最佳方案不是说，而是问。这不是虚伪，为了最终统一思想，必须要让下属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领导只能负责总结，不能负责开篇立论。这就是领导为什么必须最后才说话。 放宽“眼界”把握全局（文化的整体观）。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实行科层制管理，社会分工较为细密，行业分割越来越细，这导致一些行业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社会分工的职业化使人们在认识、处理一些行政事务的过程中过于强调自身领域的特殊性，而忽视了作为整体社会组成部分的各项事务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这种过于细化的分工导致公共事务的处理往往会顾此失彼，难于得到圆满的解决。行政管理人类学方法论中的整体观不仅强调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它还强调具体文化要素与整体社会之间的不可分割性。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良性运行和稳定发展离不开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协调与正常发挥。任何一项事务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均会对社会整体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得力于各种构成要素的有机配合。 就一个整体社会而言，其构成要素具有可分割性与独立性，领导干部在处理具体行政事务中，往往容易顾此失彼，难于周全考虑各种事务之间的关联性，从而违背人类学的整体观原则；而任何一项行政管理事务在具有自身特殊性的同时，又与其他事务相关联。在处理一些事务时，若领导干部只看到事务本身的特性，而忽略了事务之间的关联性势必会导致对事务的认识出现偏差，由此得出的结论和采取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比如行政管理事务中的民族事务与宗教事务在民族地区往往相互交织。民族文化、宗教乃至于政治、经济均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孤立地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就无法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总之，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闭幕，合理解决我国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作为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以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为主要工作任务。人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特殊视角以及主客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能够帮助领导干部更好地认识自身，更好地发掘群众的真实想法，更全面地收集多方资料来制定真正有效的方针政策，从而进一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国梦。 （汕头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颖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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