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宋代始，“好男不当兵”就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但到清季“普遍鄙视军人的倾向消失了，甚至绅士队伍中也有志愿去当军官的人，在以前他们是根本不会想到这种可能的”（23）。如此大幅度的心理转折是怎样发生的呢？它当然离不开“人所得之于社会环境的东西”。其物质基因就在于“西化的军官比从事外交的文官升迁更快”；其心理诱因则是“行伍生涯所以能不断提高声望，不仅由于拥有飞黄腾达的希望，而且还由于军官普遍有文化，军队素质也较高，这在历来重教育的中国人心目中颇具好感”；而民族危机的撞击更使“公众认为军队能够成为真正振兴民族的力量，这种普遍的思潮使军人的权威和声望得以巩固起来”。如此三者造成社会心理转折，就使大批新知识分子、革命党人涌入军营，新军成分因之发生巨变。而新军军官“在政治日益动荡之际所接受的日本和德国的教育”，又使他们“迥然不同于旧式绅士阶层”（24）而与清王朝离心离德。王朝的支柱就这样演变为其掘墓人与送葬者，历史的新一页最终在新军的枪刺中挑出。
该书除了大量运用心理学来说明社会心理的转折之外，还运用它来分析个体心理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全书对曾国藩、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数十个晚清史上的重要人物，都从其环境、教育、他人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心理气质诸方面作了详尽剖析，使人们能更深切地理解他们行为的时代性和必然性。如“曾国藩的性格和见解受到庶鉴和蒙士学者倭仁的拘谨阴沉的作风熏陶最深。……这种气质恰好碰到了传统的中国遭逢内外激烈挑战的历史时刻，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25）。梁启超是维新保皇的副帅，但“他是一个敏感和变化莫测的人物，受到当代动乱的猛烈冲击，所以他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看法”（26）而与其师康有为最终分道扬镳。通过这些个体心理的剖析，巨大的、相对的社会力量形成对峙时，一个很小的力量都会决定流水将流入大西洋还是太平洋”（27）的历史偶然性之作用和个体心理气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就得以充分展示。
“没有一部历史能使我们完全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的任何营造都会产生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要求新的解决”（28）。《晚清史》同样如此。尽管它借助于各种新方法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与唯物史观有较大的差异，故此书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如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评价、条约制度的危害、辛亥革命的性质等等。众手集成又使它有着不少疏漏和矛盾之处。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讨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此书中那些屡试不爽的当代西方史学新方法的借鉴和引进。它山之石、可以攻错，此理成然。
注释：
①（11）柯文“美国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的新动向”、《论清末民初社会》321、323页。
②⑨（13）（18）（19）（23）（24）（26）《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2-6、667、360、602、34、436、608-610、52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190页。
④⑥（17）西蒙·雷莫“系统方法”、《系统思想》10、10、16页。
⑤汤因比“汤因比体系的概述”，《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125页。
⑦刘文瑞“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系统方法”、《历史学》86年7期。
⑧杨国宣“略谈科学历史观与系统方法”、《历史学》86年7期。
⑩（12）（14）（21）（25）《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186、42、263、336-343、208页。
（15）转引自“略谈科学历史观与系统方法”、《历史学》86年7期。
（16）钱学森等“用系统科学方法使历史科学定量化”《历史研究》86年四期。
（20）孟庆顺“历史比较方法的功能”《史学史研究》86年三期。
（22）吕西安·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54页。
（27）伯特兰·罗素“如何阅读历史”、《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212页。
（28）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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