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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西方人文科学的影响下所提出的融贯中西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是符合中西诠释学要旨的。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指出王国维的文史考据的三个方法之一为：“取外来之观念，与〔我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作的“审查报告”中说：由于古代文献的散佚而仅存，本文的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系统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这正是孟子的“以意逆志”之旨的最好说明。陈寅恪早年受乾嘉考据学派和德国历史语言学派的薰陶，所以他又主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见赵元任：《忆寅恪》）。
    我们粗枝大叶地谈了有关诠释古代经典本文的方法论。我们在探讨孔子的史学观念时，“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但始终由于自己的学浅识短，难免有结论不可靠和遗笑大方之处。敬祈博学通识的读者们不吝赐教为盼！（续完）
    注释：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5-477页。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威尔东（J·E·C·Weildon）英译本，伦敦1893年版，第204和第12页。
    ③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1991年，第4页，但本论文所引译文参考L.W.Beck的英译文而稍有改动。
    ④参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上引英译本），第204页。
    ⑤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4-116页。
    ⑥康德，上引书第7页（引文参考了英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