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佩云：实践历史学家与史学理论家的认识分歧(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1:11:42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尉佩云 参加讨论
不断反思促进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就猫本身来说，有观赏猫、宠物猫，或如学者罗伯特·达恩顿文本中的具有文化性、仪式性和隐喻性的猫。但从猫作为一种生物的角度来看，能够捕鼠是猫进化过程中所具备的核心特质和本质属性——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猫都具备这个使其称之为猫的品质。 在现代史学研究中，道德、认知以及政治维度的明晰化使得历史研究所需要的辨别和思考能力被空前强调。与此相应，正如有了观赏猫、宠物猫以后，不是所有的现代猫都能够捕鼠一样，在现代学科体制中并不是所有的史学家都能够秉持史学家法与历史的道德责任。但我们依旧不可否认，猫之所以称其为猫是因为其捕鼠的能力，如果我们容许观赏猫和宠物猫也进入猫的概念，一方面是我们的判断标准有了变化，另一方面是猫的概念外延的扩大。 就此来看，实践的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之间真的就是肝胆楚越、无法弥合吗？抛却两者在现代学科体制中的异见和隔阂，一部好的实践历史作品必然是包含着理性态度、人文关怀、伦理思考和未来导向的——这如同猫捕鼠一样，使历史学家成为他本身的本质因素和核心特征。 不论实践的史学作品还是史学理论著作，本质上作为知识形态的一种，是人类作为智性群体对自己生存的世界和自己的定位以及自己群体的过往、现在及未来所作出的反思性结果。在这一点上，两者在具体学科研究中的误解和歧见并不存在。每一时代的人都在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体系中生存，所接受的知识教育、伦理信仰、价值体系、话语形态乃至世界观、宇宙观，莫不如此。历史研究作为一门专业化学科是19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对自己过往经验的关注和反思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因此，结绳记事的先祖和现代职业史家在对自己时代定位和确定性的寻求上，并无二致。每个时代的历史记述者运用不同的言辞结构、接受不同的价值观念、采用不同的道德准则和隐喻形态来撰写各自时代的历史，同时产生于其中的各种理论支撑也被不断打破，所以我们称之为“历史是反理论的”。 史学研究要关注人类命运 “历史是什么？”是一个常问常新的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到司马迁，从约恩·吕森到海登·怀特，不同的思想家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甚至可以说，没有一门学科像历史学一样不断地反问和追思自己的学科性质和学科传统。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人类现实的历史进程不终止，人类智慧不消失，那么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不会终止。因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反思和追溯、对未来的希冀和导向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因，而这内在地包含了“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只要不同时代的智力群体和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时代性和世界性加以体认，“历史是什么”的学术化论争自然会历久长存。 假如身处专业化研究中的历史学者能够认识到，对人类自身的关怀是其研究中的应有之义，那么实践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之间的争论或许不至于如此激烈。因为这两者都是以不同方式表达对过往经验中自我定位的需求和未来将向何处的思考。抛却现代学科体制造成的叠床架屋和学术分割，历史研究在本质意义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关怀和生存导向性的研究。 马克思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说道：“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马克思的这个发问在上述讨论中是有其意义的，史家本身已经处于历史之中，他对于过去的思考和追溯、对未来的希冀与渴望存在于他本身之中。而历史科学（宽泛意义上的）不过是对这种人类情愫的具体化、精确化、规范化。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