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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颖新:在历史中寻求正义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这句话包含几个意思:中国人相信,历史是一个高于个人意志而自在自为的至高存在,个人虽然是历史的参与者,但历史有它自己运行的轨迹,比如中国人特有的循环观就是这种历史思维的代表;中国人还相信,历史能给人答案,知道历史怎样走来,也就为当下的问题提供了某些答案,甚至还能预判历史将怎样走向;中国人也相信,历史可以实现正义,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正义终会到来,而且是在现世中。这些深植人心的观念促使我们与史结缘,不但重视历史的物质载体的保护,更重视写史和治史,以满足求真求善的深层动机。
    发现历史轨迹、研判历史走向可以归纳为求真的动机,在历史中寻求正义则是求善的动机。这两种动机同等重要,而且不可分离。比如,知道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马其顿疆土范围是必要的,否则无法知道他的功业有多伟大,在此基础上,再去看亚历山大与亚里士多德的师徒交锋,才会让人动容。再比如,通过社会模型透视某时段社会运行的隐秘,是充满趣味的,而结合这些真相,想象某个人在那时那地会遇到的种种困境和选择,才会牵动人心。
    陈良先生的这本《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制度与人性》(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正是满足这两种动机的精心之作。作者细致挖掘了中国历史兴亡更替的制度和人性原因,对某些历史的可能给出设想。首先是思考治世产生的条件和环境,所谓治世,是传统策论话语中最为人熟知的“政通人和”,而用现代经济学社会学视角去看的话,政通背后必有合理的土地制度、财政制度、分配制度,使社会中大多数人能够获益,实现公平;也须有适宜的行政体系、官僚体系使政治顺畅运行,实现公正。人和既是政通的结果,又是政通的条件。用博弈论的视角去看的话,政通人和是社会各方势力经过一段时间博弈后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在这个平衡状态下,人们普遍感受到社会公平,实现正义的预期较高。而随着良好的制度在运行中逐渐产生无效和失范的情况,积累的因素足以打破原有平衡,制度安排不再合理,这时往往在政治局面乏善可陈的表象之下,酝酿着各种危机,有的时候,危机没有得到解决,很快就走向了乱世。这个平衡的建立——维持——打破的过程,正是我们熟悉的治乱兴衰的历史过程。分析平衡失衡状态的动态变化,从而提取出一些模式甚至公式,以探析历史奥秘,这是陈良先生一直试图做的。
    比如,书中有一文,分析隋唐时人裴矩前后判若两人的原因,就是为了提出一个理解模型。裴矩在隋炀帝时,是个专事媚上的小人,而到了唐太宗时代,他变成了一个诤臣。对他判若两人的原因,作者用数学模型表达了原因,具体表达式为:
    y=f(u)或y=f[g(x)]
    式中u =g(x)
    “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能通过中间变量u,与君主产生函数关系。就君主身边大臣而言,表达式可以简化为:y=f(x)。用司马光的话说,君者表也,即君主是外部条件,是自变量x;臣者景也,即臣子是君主的影子,是因变量y。建立了数学模型,就不难看出‘表动则景随’,就容易理解裴矩何以前后判若两人。为什么君主是自变量?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处于主导与支配地位,是天下臣民不可改变或难以改变的自变量。”
    历史学虽然应避免机械论思维,但是发掘出现象背后的较深层规律,并且用规律启发现在、预示未来,是历来治史者所追求的。柏拉图认为“哲学王”是政治治理的最佳状态,虽然这是一种臆想,在现实生活中从未真正实现过,然而这个命题无数次地召唤后来者,虽然不能直接成为尧舜,但是至少可以在认知领域给人类开药方。这也正是中国古人如此渴望立言的动因。看来,中西在这点上是相通的,即都认为在哲学和史学思考中,是可以实现正义的。具体到历史领域,这里说的正义并非简单的善恶评价,而是对某些模式(pattern)的揭示,对某些趋势的判断。在产生一种大历史观后,就会产生一种能力,不再人云亦云,时刻保持谨慎,习惯于把人物事件放到更大的拼图中去考量,这种理性的能力最终会有助于实现正义。
    陈良先生就充分表现出了历史理性。在分析庆历新政失败的陈良先生就充分表现出了历史理性。在分析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时,他说:“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儒家思想存在漏洞,朋党之说基于君子与小人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儒家思想存在这样那样的疏漏,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这种洞悉是深刻的。
    “义”是天经地义、理所应然的意思,即ought to be,它一直规约着人的行为甚至思想,虽然正义的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从远古社会至今,许多标准已经发生了从黑到白的颠倒。可是大家还是要寻求正义,因为至少在今天的科技医疗水平下,人的一生不过百岁,在他建立认知的过程中,一些价值观会植入他的内心,这些观念也是历史地形成的。过去是抹不去的,人类文明的基因就在历史中复制——变异——传承。这些基因可以说是一种“普时价值”,它可以穿越时间。一个两千年前的小女子缇萦的刚强勇毅依然震撼心灵(《小女子改变大法度》),消失在历史中的一支军队从巅峰到衰亡的原因还会令今人唏嘘(《神策军的蜕变》),这些都是作者通过深挖细思呈现给读者的。
    ——本文刊载于2018年2月28日《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