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中国神话“没谱”(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35 中国民俗学网 刘宗迪 参加讨论
三 中国神话自我再生产能力的丧失，追本溯源其实还是在中国神话本身。有史以来，无数的故事产生了，有些故事很快就湮灭了，有些故事则永久地流传下来。熟悉故事学的人都知道，历史上那些无可计数的故事，其实只是有限几个故事的不断重生、翻版、拼凑和分衍。那些流传下来并传播开来的伟大故事，正是因为被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们翻来覆去地讲述着，才得以不断地移形换景、生生不息，衍化出众多的变体和支脉，拥有了无限的生机和意蕴，从而成长为超越时空局限的宏大叙事，成就为贯通古今的伟大神话。而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被一代又一代的讲述者和写作者不断地重述和演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伟大的故事首先需要有一个既头绪清晰、结构严整，又线索错综、山重水复的情节脉络，清晰的头绪让故事容易理解，错综的线索则使故事富于分叉和衍生的可能。而情节源于不同人物和性格的相遇，因此，情节的展开和推进首先取决于故事中出场的人物，以及众多的出场人物相互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所以，一个伟大的故事的背后，总有一张既结构明确又纵横错互的人物关系谱，正是这些被命运卷进同一个故事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正是这些人物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将英雄美人送上了命运的不归路，为故事情节的展开铺垫了舞台，为一个伟大故事的生长奠定了基础。 中国神话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富于召唤力的情节模式和富于启示力的诸神谱系。对比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中国神话在这一方面的缺失一目了然。公元前八、七世纪前后，那些长期以来在被各地的游吟歌手们传唱的神话故事、英雄传说就被天才诗人荷马收集、整理、编纂为长篇的英雄史诗，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荷马独运匠心，运用特洛伊战争和奥德修斯的历险为间架，将流传在希腊各地原本参差多端、歧义丛生甚至是毫不相干的诗篇熔为一炉，陶铸成两篇结构严整、角色众多、故事情节跌宕回旋、人物命运动人心魄的伟大诗篇。在诗人的号召下，希腊世界各路神仙纷纷登场，联袂出演，辅佐希腊英雄儿女，共同谱就了一曲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英雄史诗。如果说，荷马史诗用一个又一个相互衔接、络绎呈现的故事将希腊神话贯穿为同一个宏伟的情节，那么，比荷马稍晚的另一位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则以年代为经、以血统为纬，将希腊众神的身世来历掰着指头从头说起，一一追溯到最高天神宙斯的身上，由此建立了一个层次分明、统系明晰的希腊众神谱系，赫西俄德的《神谱》，就是希腊众神的家谱。至此，希腊神话大致定型，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神谱》，为希腊神话的再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后世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对希腊神话进行再创作的不竭的灵感源泉。 相比之下，中国神话却完全是另一番境况，在相当于古希腊城邦时代的战国时期，华夏世界贤哲百出，群星璀璨，其对于天地奥妙、人情世故的思考，一点也不亚于希腊的哲学家和诗人，但是，我们既没有荷马，也没有赫西俄德，既没有熔原始神话于一炉的英雄史诗，也没有纳各路神明于一家的神谱，大量的古代神话因此没有被汇集、整理而永远风流云散了，众多的神明也因为没有登记造谱而永远湮灭无闻了。为什么同处文明轴心期的两大文明，其文化选择会如此大相径庭，个中缘由，一言难尽，但儒家传统对于形而上问题和宇宙终极问题的悬置，肯定难辞其咎，《论语》说，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对于天道不关心，对于生死问题不在意，当然也就不会对于谈论宇宙终极和人生终极问题的神话感兴趣，《论语》还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大量的古代神话，肯定就被孔子这位华夏传统的掌门人当成说不得的“怪力乱神”而打上天机不可泄漏的封条，永远沉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从此之后，古代神话成绝响，侥幸流传下来的只是一些散见于经、史典籍和诸子著作中的残片断简，在这些散乱零落的文化碎片，诸神面目早已经变得漫漶模糊，难求其真，诸神故事更是支离破碎，难知其详。 中国神话“没谱”，没有形成一个像古希腊、北欧那样的神话史诗那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早熟。中国的史官制度在商代就已经发达，《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王朝的史官用文字记录商王的军事、行政、祭祀等方面的大事，这些记载就是最早的历史文献，安阳殷墟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就是商代史官占卜的文书档案。到了周代，史官制度更趋发达和成熟，在《周官》（又题《周礼》）所构想的王朝官僚体系中，每一个官府部门都有多名史官负责记录、保存文书档案，故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史官制度的成熟，决定了在中国古代王朝中，担当保存历史记忆的不是用口头说唱故事的歌手，而是用文献记录事实的史官。希腊城邦是剧场政治，中国王朝是文书行政，剧场的核心是诗人，文书的核心是史官，口头讲述更长于讲故事，书面记载则长于记历事，所以希腊有史诗，中国有《春秋》，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就道出了历史编纂学与史诗传统之间的相克关系。中国也有讲故事的瞎子，希腊也有写史书的史家，但两者在各自社会的地位是不同的，中国说书瞎子的地位无法跟希腊的荷马相比，而希腊的希罗多德《史书》的地位也没法跟孔子的春秋相比。 孔子对于原始文化中“怪力乱神”之物的荡除和史官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记述，体现出可贵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使华夏民族从整体上避免了对于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迷狂，但是，因此而导致华夏古代神话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的散失，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永远的缺憾。古代神话的散乱，让我们丧失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化表达手段，让我们民族的文化表达在激情洋溢、想象奔放的西方文化面前，永远输却三分春色。尤其是当今这个大众传媒和文化产业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时代，包括传统神话在内的文化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现，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成为现时代主要的传播渠道，随着多媒体数字技术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技巧越来越圆熟，那些古老的神话故事、神话人物和神话母题，正因其与生俱来的想象和激情而日益成为数字化时代文化生产和文化表达的重要资源，因此，如何从历史的文化遗留中发掘中国神话的文化宝藏，如何在充分认识和尊重中国神话遗产文化内涵和固有理路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文化传播和文化生产的需要，对原本散落、零碎的中国神话进行收集、盘点，整理出大致完整的神话故事和神谱体系，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利用中国神话遗产打下坚实的基础，是神话学界、文学界和传媒界的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文化使命。 （原文载于《上海艺术评论》2017年12月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