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钱先生还曾将历史三特性综合在一起分析，认为，特殊性也就是个别性，在连绵持续与不断变化中形成。也就是说，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而“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15）。历史的精神性生命性，在持续性传统性上见，尤为显然。钱先生说，一部历史、过去、现在、将来，错综复杂，其实会通而观，“一部历史只成一大传统”（16）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17）
他又以他的历史长时间观来阐明历史的精神与生命意义。他说，历史时间有它一种绵延性，在瞬息变化中有它凝然常在的一种特殊性。但他显然以绵延性持续性为历史时间的存在性，特殊性乃指其演变中的内容。他认为，历史时间的意义就在于“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神”就神在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化，却又一切存在。“要能过去透达到现在，才始是有生命的过去。要能现在透达到将来，才算是有生命的现在。这才可说它有历史的精神。有了这精神，才能形成为历史。”换言之，历史时间“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过去穿过现在而迳向将来，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力量，就叫做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成了历史。”（18）
经由上述多方反复的阐述，钱先生提出并论证了他的生命史观，说：“所以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19）
由上论述，我们还有理由把钱先生这个生命观视为一种历史存有论。事实上，与历史整体观一样，历史生命观有其生命形上学的背景，此可详见他《晚学盲言》中〈整体与部分〉、〈变与化〉、〈道与器〉、〈大生命与小生命〉诸篇，兹亦不赘。但他的生命形上学不是超绝形上学，而是认为“形上形下，和合为一”（20）。所以他的历史生命观是既超越又现实，实亦即一民族史观、文化史观。他对历史、文化、民族持一体观，指述民族、文化、历史三者异名同质，“三名一体。一而三，三而一。三名实是同一事实”（21），亦即同一生命体。这一生命当然不是自然的生命、物质的生命，而是精神的生命、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
钱先生分别就历史与民族、民族与文化、历史与文化的关系分析，进而综合阐述民族、文化、历史三者的一体性。他说，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的国民性或民族性的表现，而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民族精神的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22）因为，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的，她与族群在其心灵上、精神上、真切感觉到的民族意识与观念同存在。而此民族意识与观念也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于民族的历史文化所陶冶而成。“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23）
至于文化与历史同样以精神与生命为其存在性，同样是整体性的“大生命”。钱先生说，“文化本身是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24）“在文化存在中，它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性质，这是文化的特性。”（25）说到底，“文化乃一群体大生命”（26）。同时，“文化乃一民族生活的总体”（27）。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表现，这是因为“文化必有一体，主体即民族”。实际上，“文化民族一而二二而一”（28）。所以，“文化传统，便是民族一部生命史”（29）。
在散见各处的论述中，钱先生对历史与文化作了体相关系的辨析与厘定，提出“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30）的历史文化体相观。此所谓体相，就是说，“历史乃其外表，文化是其内容。”（31）“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亦可说，“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此体相实在也是统一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舍却历史，即无文化。”（32）同理，“没有文化，也不能有历史。”（33）因此，钱先生强调，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成的文化。而一部通史，也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政治、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诸项，虽都各有其主要内容，却仍应会通以观，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34）
按此民族、文化、历史一体会通观，自不难得出如下认识：生命乃一大共体、总体；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表现，没有民族就不可能有文化不可能有历史，同时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一言之，“历史文化传统即是民族大生命之所在”（35）。在钱先生，可以说，这是形上形下的相通和合为体，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超越与现实的统一。至此，我们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历史整全之实“体”，就是民族、文化、历史三者相通和合的大生命体。这是个永恒的生命，“民族文化历史的生命，则可以无限的持久。”（36）因此，钱先生强调，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亦即历史精神，也就是要认识与把握这民族的生命、文化的生命亦即历史的生命。（37）钱先生的历史存有论的路数和指涉，把局限于判定、把握与编纂、叙述外在事实的一般意义的历史学，提升为整体地、内在地研究历史生命和历史精神、研究历史的真实性（意义）的历史哲学。由此历史大生命观的基址，钱先生建立起他的哲学的历史观以及整个史学思想。在钱先生的史学思想中，这个历史大生命观是个涵盖性原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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