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历史观的产生，往往离不开现实问题所提出的挑战。因而，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语境下，尽管历史观有不同的理论内涵，但其总是充满深深的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当历史学家带着问题意识与忧患意识追问历史，试图从前人那里汲取经验与教训、并将之系统化为历史书写时，历史观便有了深度和广度。当历史学家调动各种智力资源与历史资源，试图为未来寻找方向时，历史观便有了高度和力度。一些有影响力的历史观之所以能长时间地成为指引、激励人们开创未来的灯塔，与历史学家以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从理论抽象与实践具象层面介绍了西方国家历史观的演变，或许可以使我们深化对这一主题的思考。
哲学家怀特海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概念，即观念的冒险。其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实践中引导人们行动的种种观念，带有冒险的因素；二是指对于人类冒险历程所进行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这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后者便是历史学家通常所做的工作。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追寻历史真相，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出历史观念。
用历史观念指引人们未来的行动，是历史学的古老期待。我国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对此有着高度清醒的认识。司马迁所说“述往事，思来者”，表达的正是此意。司马光所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追求。西方历史学家也不例外。修昔底德说，“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认识，借以预知未来，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西塞罗则言，“历史乃生活之师。”
回顾西方史学的漫长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历史观念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传统的道德化取向，二是近代以来的科学化取向。之所以说“大体”，是因为许多时候无法将二者完全剥离开来。道德化的历史叙述，不能完全脱离基本的历史事实。对于历史事实的忠实，正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科学性。科学化的历史叙述，也不能完全脱离道德理想的支撑。离开了道德理想支撑下的选择，历史叙述将不堪承受无尽材料的重负。
传统历史观的道德化取向，依据人们对于道德内容理解的不同，又有多种表达形式。有政治化的道德书写，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将他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信念，用各种演说词的方式充分表达了出来。在世所称道的伯里克利阵亡将士演说中，他讴歌将士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号召人们向之学习，捍卫雅典的光荣。有生活化的道德书写，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于罗马帝王们贪婪、残暴与荒淫的道德谴责，深受其影响。有宗教化的道德书写，如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用优西比乌斯自己的话说，“我要记录的是那些为灵魂之和平而战的战争，那些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为国家而为真理、不为家族而为信仰而战的任务，为的是让这些战争和这些人物一并永留青史。”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对于世间的和平与灵魂的和平做了进一步区分，认为世间的和平是暂时的，只有上帝救赎下的灵魂和平才值得永恒追求。此后，救赎观逐步成为影响西方世界千年的主导性历史观念。
科学革命以前，历史观念的道德化取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如阿庇安那样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的作者，毕竟是少数。对于自然施加于命运的压力，历史学家们即使偶有思考，也是支离破碎的，想象多于分析。其原因并不难以理解，不同时期的作家们对于现实世界道德秩序的作用，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在绵延不绝的战争中，在倏忽变化的政治局势中，在递相更迭的帝国与王朝中，他们看到了民主、英勇与虔诚的力量，也看到了专制、贪婪与放纵的恶果。如奥古斯丁所言，罗马城的毁灭是在城墙还屹立的时候，而不是遭到洗劫之后。坍塌的不是城墙，而是这座城市的道德品性。他们希望人们珍视这些美德的力量，汲取邪恶的教训，为建设未来开辟道路。这种道德化的历史观，直到近代科学革命后才发生根本性变化。
科学革命逐步将人从自然的物质约束与神的道德约束中解放出来，新的历史观随之登上舞台。其有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对普遍规律的追求。历史哲学之父维柯之《新科学》的雄心，便是要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的科学，希望在“民族世界”这个主题上，做到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在“自然世界”所取得的成绩。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称的孔多塞，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说中提出，道德科学应当具有同实验科学一样的确定性。连康德这样的哲学巨子，也表达了同样的信念。二是对普遍价值的追求。正是得益于科学理性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于普遍人性的探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新价值观或者说道德观。这就是霍布斯、洛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哲人们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历史规律信念、新道德观念与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物质财富的增长一道，孕育出影响深远的历史进步观。当其以一种更为系统的方式加以表达时，便形成了18至19世纪盛行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人类精神自由的展开，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三个阶段，国家是绝对精神的外在体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不断摆脱奴役，逐步走向解放的过程。黑格尔强化了国家主义意识，马克思推动了世界主义理想。无论是流亡途中，还是在大学讲坛上，这些观念激励着人们为理想而奋斗，转化成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启蒙时代以来的进步历史观遭到重大挫折。在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著作中，弥散着一种浓郁的悲观主义情绪。历史学家希望用历史规律和道德价值指引未来的梦想，遇到危机。尼采曾说，历史和自然科学不仅是整个以往时代留给我们的财富，同时也是指引着我们展望未来的宝藏，它们还是我们建造冥想高塔的最牢固基础。尽管启蒙时代哲人们探索历史规律的抱负是远大的，他们的种种学说也不乏深刻而睿智的洞见，但囿于历史条件与科学条件所限，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全球史观与生态史观，是对于进步观念进行修正调整后的产物。前者重视世界范围内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后者重视人类行动的负面后果。二者对于未来发展都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近年来，一种试图综合宇宙演化、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的大历史观在英美产生。大卫·克里斯蒂安于2004年发表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品。该书为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一幅宏阔的时间图景，然而某种程度上大历史观是全球史观、生态史观的一种延伸与扩展，其优点和不足与后二者类似：都是立足于科学基础之上对于启蒙时代认识的修修补补，时空尺度越来越大，所提供的知识越来越多，但在展望未来与塑造价值方面，影响力已经无法与启蒙时代早期的观念相提并论。人们似乎忘记了一点，历史观并不仅仅是描述过程，还要表达意义与值得为之努力的希望。
从历史中思考未来，这正是2014年英美历史学者乔·古尔迪与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一书中所强烈表达的主张。作者认为，由于过分专业化的分工与短期主义视野，历史学家放弃了悠久传统中的未来向度，将整合历史知识的重任拱手让给了不具备资历的作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因而失去了对于未来的影响力。作者倡导通过长时段、跨学科的方法，增进对于历史的深入理解，“为人类开启更加宽广的未来，为现代文明寻到归宿”。可以说，这是对建立新历史观的迫切呼吁。
是否可能如《历史学宣言》中所期待的那样，形成一种可与传统道德化史观、近代科学化史观相媲美的，并能引导人们前行的西方新历史观？确切地说，存在这种可能性。科技已经提供了新的线索。计算机科学与基因科学，使得“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进程正在大踏步加速。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宇宙波澜》中断言，不论是否有意，科技将摧毁人类与非人类之间难以逾越的藩篱。可以说，人类演化的一个全新时代正在来临。在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那里，其被称为“超生命”时代；在英国哲学家尼克·博斯特洛姆那里，其被称为“超人类”时代；在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那里，其被称为“后人类”时代；在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那里，其被称为“神人”时代。其利弊得失，一时还难以判定。一方面，无论是机器的人化，还是人的机器化，带来的似乎更多是福祉与希望，使人们能逐步摆脱劳作、疾病等问题的困扰。但另一方面，它们改变了人们对于生命与人性的基本理解，使得长久以来立足于普遍人性基础之上的种种价值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和挑战。未来会如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所描述的那样么？不得而知。但当下的我们绝不是未来的袖手旁观者，而是要用意义与希望参与建设。对此，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有了诸多思考，相关著述的出版与世界超人类协会（WTA）、牛津大学未来研究所等组织机构的建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能够容纳科技发展与道德追求于一炉的西方新历史观尚未出现，这是摆在今天西方历史学家面前的时代课题。
（作者：张文涛 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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