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1950年就开始构思《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17年7月版），“这部雄心勃勃的长篇论著”1979年面世，历时近30年。在第三卷前言中他表明，该书力求“提供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和一种验证，唯有这种验证真正能脱离抽象的推理，先验的逻辑以及常识不断为我们设置的种种陷阱”。由此，我们看到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为研究而殚精竭虑、锲而不舍的精神。
最令人钦佩的是，布罗代尔直言不讳自己的论述某种程度上“站在马克思的一边”，表现出不怀偏见的学者对待马克思的实事求是态度。比如，“我们可以按照奴隶制、农奴制、领主制、商人（资本主义诞生前的资本家）的次序对这些社会经济体系分门别类。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马克思的用语，仍然站在马克思的一边，虽然我们不采纳他的术语，不同意他关于任何社会将严格地按照顺序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过渡的论断。问题归根到底是要明智地按照阶梯划分社会。只要一谈到物质生活，任何人都躲不开这个必要条件”。布罗代尔理解到马克思“按照阶梯划分社会”的理论（实际上是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理论），是任何人都躲不开的分析方法；继而又坦率地表示不同意马克思的另一个论断。他对马克思理论的认同和不认同，包含着理解上的偏颇，损害了其解释和验证的说服力。不过，不讲违心之言的态度值得肯定。
资本主义寄生于名门世家？
布罗代尔竭力要解释和验证的一段历史是：15—18世纪，欧洲怎样以及为何从中世纪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经过市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相比之下，一些非欧洲国家为何没有过渡到资本主义？下面我们略举数端，看看他的解释和验证有哪些成就，尚有哪些不足。
其一，欧洲的资本主义怎样发展起来？一些非欧洲国家缘何没有独自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布罗代尔不同意马克斯·韦伯和威纳尔·桑巴特的看法，因为“马克斯·韦伯和桑巴特全都认为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解释均离不开西方‘精神’本质和不可缺少的优越性”；“一种文明凭什么始终要比另一种文明更聪明和更合乎理性呢”？
布罗代尔进一步阐述，欧洲资本主义是在一个长时段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和逐渐发展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出的“第三层”结构，其突破点是13—14世纪时粮食生产的收获量从种子量的3倍过渡到4倍。欧洲出现了第一批新兴城市，或者在中世纪前期没有消失的旧城市又重获发展，因为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显然取决于粮食生产的丰裕程度。在广大地区，家庭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决定性过渡逐渐完成。换句话说，城市在周围的乡村中崛起，人们的视野变得开阔，这是一次“巨大的决裂”，创立了欧洲社会，并推动它走上成功之路。布罗代尔说，有两种不同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交换，带有竞争性，因为是公开的；另一种是高级的交换，带有欺骗性和独占性。两种交换的活动方式和经纪人各不相同，资本主义属于第二种。他这样定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恐怕难以令人信服；但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于“新教伦理”之类的理性或精神，而是源于经济生活的发展，以及在乡村和市镇进行普通交换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积累；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突破点，这些或许就是“站在马克思一边”的作为。
由于不理解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规律，布罗代尔陷入多元折中论和归纳逻辑的谜团。这突出表现在他试图通过欧洲与非欧洲国家的比较，解释后者未能独自发展到资本主义原因时陷入的困境。布罗代尔推断，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在社会等级面前早已被确定。他说，“如果注意到名门世家的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的缓慢积累，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变得不难理解”，因为“在几百年内，资产阶级一直寄生于这个特权阶级”。相比之下，在伊斯兰世界、印度等非欧国家，政治环境不容许代代相传的名门世家的存在。例如，在广大的伊斯兰地区，特别在18世纪以前，私人占有土地只是暂时现象，因为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君主。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家族，资产阶级就没有赖以寄生成长的“宿主”，资本主义难以成长起来。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大凡了解一些基本史实的人都知道，欧洲资产阶级并不主要寄生在封建名门世家，而在伊斯兰世界、印度并非没有代代相传的名门世家。布罗代尔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解释实际上包含一个违背常理的“因果论断”：凡是有世袭封建贵族的封建社会，就有利于过渡到资本主义；否则，就不利于过渡到资本主义。最终他陷入了迷雾，承认“我们没有就此解开欧洲与非欧洲的关系这个谜”。
补充马克思忽视的一大创见？
其二，怎样从间断性的“传统增长”上升到持续性的“现代增长”？什么是增长或发展的源泉或原动力？
布罗代尔主张有选择地把一些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历史学，他关注到1500—1750年的欧洲“人均生产增长率均为0.2%或0.3%”，而那时的“资本再生产率”（实际上是指积累率）也停留在低水平。他认为这个特点触及问题核心，也就是“生产设备不足是个先天性弱点，为弥补这个缺陷，必须投入大量额外劳动力”。他认为，产业革命主要使固定资本发生了变革，它从此变得更加昂贵，但又变得更加完善和持久，固定资本将彻底改变生产率。这表明布罗代尔认识到产业革命推进的固定资本（实指先进设备的积累），是促成劳动生产率突破性增长的根本性因素。
这的确是一个恰当的因果解释，但是布罗代尔以为这是补充马克思忽视的一大创见，就言过其实了。他说：“我们现在再看马克思的公式：‘任何社会不能停止消费，也不能停止生产’这里还必须加上‘不能停止积蓄’。”这表明他没有认真读过《资本论》，因为那里阐述的资本积累理论，特别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理论，比他和库兹涅茨讲的积累理论透彻、深刻得多。恰恰是因为他没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去理解生产设备积累与生产率提高间的因果关系，使其对这种因果关系的认识并不彻底，这突出表现在他探索欧洲从间断性“传统增长”上升到持续性“现代增长”原因或原动力时再次陷入迷惑，只得承认“经济增长本身的根源神秘莫测”。
历史与现时互证源于有相似之处？
其三，怎样从历史说明现时？如何从历史与现时的比较判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布罗代尔在论及历史与现时能够互相验证，而且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说明现时时很正确。可是把它们能够互相“说明”的原因，归结为“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不是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就难以避免地陷入“抽象的推理，先验的逻辑以及常识不断为我们设置的种种陷阱”。这突出表现在他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时比较，来判断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上。他首先看到现时和历史的资本主义的相似之处：都具有垄断性，均在遭遇遏阻时能够“自由”选择到还没有遏阻的空间发展，都在不平等的等级制中发展。此外，他也看到现时的资本主义正在遭遇比历史的资本主义更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今天肯定已不再像当年那样……人们不再像马克斯·韦伯或威纳尔·桑巴特那样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演变的最后阶段。但这不等于说，经过温和的演变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那个制度，将不会如亲兄弟那么相似。”也就是说，在布罗代尔看来，即使出现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那也只能是与资本主义像“亲兄弟”一般的社会。不过他也承认，这不是确定无疑的结论，只能“权充结论”。
布罗代尔甚至忧虑，历史科学在与其他人文科学接触中，正逐渐像其他人文科学一样，成为一门不完善、近似的科学。因为不完善，所以对历史学家来说，始终有一个新大陆有待发现。也就是说，需要去探寻一种完善的历史科学。这种求索精神值得点赞。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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