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史学上的贡献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在史学各个领域内创造的研究业绩；其二是他考据史学的方法论。郭沫若对王国维遗留下的“知识产品”，给了很高的评价：“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①。王国维治史的方法，概括起来在于他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确实具有治学的科学因素。现作初步探索。
一、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按王国维的解说，是用地下发现的新材料“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陈寅恪解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物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加了后面一条。前面一条即是说，地下材料最重要的卜辞和金文，要和纸上的材料相印证。这里相互联系的办法，王国维是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的。
王国维利用文字音韵训诂的手段考释材料，达到古史新证的目的，是他研究历史的重要特色。到清代小学、音韵学有了很大发展。晚清民初的吴大澂、孙诒让、俞樾、章太炎又把文字音韵学的研究向前推进。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都为王国维考史提供了条件。
王国维很理解文字音韵训诂对考史的重大意义，认为：“凡雅俗古今之名，同类之异名，与夫异类之同名，其音与义恒相关，同类之异名，其关系尤显”，“虽其流期于相别，而其源不妨相同，古人正名百物之意，于此亦略可睹矣”②。他认为小学的知识对古史研究的意义尤为明显：“学术沟通之林也”③。他不只把卜辞材料引用到文字训诂的领域中去，重要的是把文字音韵训诂知识作为考史的重要手段。他在考史中利用文字音韵训释的办法，其气派已超过前人。他的考据学和乾嘉考据学有相联系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第一，把文字的训释和史事、制度的考察结合起来。王国维说对历史材料考察和研究“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义例……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④。《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是他的史学代表作。他考定王亥为殷之先祖即是很好的例子。考之篆文，说明《吕览·勿躬篇》中的王冰之“冰”为“亥”之讹，即王亥，此由字形获释。《吕览》、《世本》说到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是“仆牛”事，而古无轻唇音，服牛即仆牛，由古韵学上获释。而史事又一致。由祭仪制度，断定王亥为殷之先王，而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因此其考定可信⑤。他还把文献记载和卜辞、金文记录结合起来。从文字学、音韵学上说明记载之间的联系。他又考察各种材料有关史事之记载，以及活动的地理范围，进一步作出考订，到无可质疑为止，学风严谨。
第二，重目验，也就是重视亲见的事实。从卜辞和金文的材料的文字形状看，“玨”与“朋”本为一字。再由声韵证明，“玨”音变为“朋”，从而论说：“音既屡变，形亦小殊，后世遂以玨专属之玉，以朋专属之贝，不知其本一字也”。这样讨论，只是训诂学事项。王国维由字形上考定“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合二系为玨，若一贝”，复又以声韵之通转和后人注释来证明这一看法。王国维又用自己所见的古贝，“目验古贝”印证“五贝一系，二系一朋，乃成制度”⑥。这是把文字训释与实际事物考察结合起来。
第三，反对穿凿附会之说。汉字有数千年变化的历史，其间有规律可寻，然而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也有许多个别的，偶然的情形。如果不注意这种偶然、个别的情形，强行解说，只能产生谬误。王国维看到这一点，他说：“顾自周初迄于今垂三千年，其迄秦汉亦且千年。文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⑦。一方面重视文字训释的作用，一方面又反对穿凿附会。这是王国维通达的见识。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凭借文字音韵训诂的知识，考定材料。他把训诂与史事、制度考察相结合，把文献记载和目验的事实相结合，已胜过乾嘉诸老，不走“由词以通其道”治学途径。
二、古史新证论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的讲义中，称他考史的方法是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确是他古史新证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深入考察王国维考史的过程，看他是从怎样的出发点提出问题的，又是沿着怎样的思维的途径开展探索的，并且怎样深化自己的思考，我们就可以发现古史新证在方法上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认真总结。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的过程，一般地说来有这样几个步骤。我们结合《生霸死霸考》一文，作具体的分析。首先通过材料的比较研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尚书》、《说文》、《汉书》、《法言》以及马融注《古文尚书》，对生霸、死霸的解释“无异辞”。而刘歆别生异说，说：“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此后孟康申之，《伪孔传》用其说，以致“相承二千年未有觉其谬”。近代俞樾作了一些订正，但基本上还是采用刘歆的说法。其次，通过运用文字学音韵学的知识，采用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分析比较的方法，或者综合运用几种方法，分析纸上的和地下的材料，得出认识。王国维对“霸”、“魄”声与义的辨察，又以《曶鼎》等古器物铭文的分析，得出和刘歆不同的结论：“因悟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凡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有七日或八日。或生魄、旁生霸、旁死霸各有五日若六日，而第一日亦得专其名”。最后，再用这种认识去考察更多的材料，乃至新发现的全部材料，以验证自己的认识。王国维用获得对生霸、死霸的认识去分析《书·顾命》及静敦、宂彝、虢季子白盘等铭文记载，证成己说，“苟由此说以考书、器所纪月日，皆四达而不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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