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梁漱溟是“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在思想革新和文化改造方面，他们都提出了发人深思的主张。本文拟从两人微观的关系考证、宏观的思想比较和综合的分析判断三个方面，作些探讨与阐释。
一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手。在陈独秀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战士，他们共执牛耳，向封建专制与愚昧迷信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梁漱溟晚生十四年，也不曾沐浴过欧风美雨，而且读过的最高学府仅仅是顺天中学堂。然而，少年时代的梁漱溟奋发有为，刻苦自励，具有悟性极高的天份，又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青云之志。经过几年的顽强探索，终于写成《究元决疑论》一长篇论文，“研习佛典，归心佛法，遵从佛戒”①，论述人生道路与生死苦乐，颇有大彻大悟、济世救人的释家风度。这篇文章造就了梁漱溟的学术声名，引起了学术思想界的广泛注意。据说，蔡元培先生“看了此文就商同陈仲甫先生以印度哲学一课相属”②。
陈独秀是1917年1月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职以后，他有职有权，北大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③。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不拘一格网罗人才，量才录用，使北大新旧荟萃、中西并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究元决疑论》成为梁漱溟进入北大任教的敲门砖，蔡元培、陈独秀也就成了善用人才的伯乐。到北大讲课，也使梁漱溟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涛，为他思想观点的完善和学术功底的加深，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环境。
蔡、陈破格录用梁氏为北大讲师，委以印度哲学一课，除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推荐、《究元决疑论》的影响之外，还应该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
其一，梁漱溟亦曾有过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历史。早在18岁那年，梁氏就由顺天中学堂的同学、同盟会员甄元熙介绍，置家庭和舆论于不顾，毅然剪去发辫加入同盟会，被编入由汪精卫担任支部长的京津同盟会，并做过一些站岗放哨、传递书刊等革命工作。不久又阅读了日本近代著名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辛德秋水著、老革命党人张继翻译的《社会主义之神髓》一书、一度热衷于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情宣传者和实行者。他曾提出：改良社会，“拔本塞源，只有废除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产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而免去人与人之生存竞争-一这就是社会主义”④。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对江亢虎辈的冒牌社会主义的憎恶，梁漱溟在理论上未能深入探索下去，而成为社会主义者，反而“对社会主义隔膜了”⑤。否则，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方面，梁氏恐怕比陈独秀要早出七、八年。
其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梁漱溟与陈独秀还具有近似的性格和气质。陈独秀曾为个性耿直的梁父梁济的自杀而大发感慨，其中不乏钦叹和赞赏，认为他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⑥。在陈独秀看来，梁济具有高尚的人格、正直的品德、真诚的精神和铮铮的骨气。为此，陈独秀曾专门写信给梁漱溟，以示哀悼。梁漱溟亦复函答谢⑦。
梁漱溟与陈独秀同样个性刚烈。少年梁漱溟就特立独行，独立思考，不迁就或轻于附和别人的意见。尤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讲西学成为一时之盛，梁却独树一帜，为倡印度哲学和东方文化的复兴，虽遭西化学者的攻击和非难，仍不改初衷，自行其是。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梁漱溟确实是个难得的敢于坚持己见、不畏任何强权的刚直学者。这恰恰又是陈独秀性格的写照：“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⑧。即便在批判梁氏文化观点时，陈独秀仍多次表示：“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⑨反观梁漱溟，即使在受到陈独秀的误解和批判，自尊心受到深深的伤害时，仍然坚持“只有真正了解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11）”。在这里，人格的魅力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二
如何评估东西文化？如何革新东方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文化主题。陈独秀和梁漱溟各自作出了解答：陈独秀断言，非输入西学不足以革新中国文化；梁漱溟坚信，世界文化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看似针锋相对，仔细推敲，不难发现，陈、梁两人的东西文化观是殊途同归的。
所谓“同归”，是指两人都感到东方文化有缺陷，有加以变革的必要。
陈独秀抓住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封建的伦理纲常。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深感专制与迷信根深蒂固，民主和科学无由发展。他认识到：政治制度的改革仅仅是枝叶，文化思想的变革才是根本，因而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2）。必须对“中国伦理政治之根本”的孔子学说有“彻底的觉悟，猛勇的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3）。如此才可求得“国民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坏迷信，思想自由”（14）。毋庸置疑，封建的文化思想确实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国社会一切变革失败的根源。陈独秀的这个认识比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一味追求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加深了一层，切中了中国问题的要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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