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司马谈以五百大运勉励其子司马迁，也是采用儒家学说。《自序》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关于天运五百年来一次大循环的说法亦始于孟子，《孟子·公孙丑下》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尽心下》又载：“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后来贾谊《新书·数宁》也说：“自禹已下五百岁而汤起，自汤已下五百余年而武王起，故圣王之起，大以五百为纪。”司马谈认为，按照天运五百年来一次大循环的模式，当时正是王者兴的时代，他希望儿子成为“王者兴”时代的“名世者”。怎样才能不负五百大运呢？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作《史记》来“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即是说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来继承孔子事业，使儒家六经论载的王道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司马谈以五百大运勉励其子，可能多少受到孔子“获麟”事件的启示，孔子因获麟受命而作《春秋》，司马谈认为其子身膺五百大运而作《史记》，因此以《史记》上继孔子《春秋》，从天命上也可以找到内在的联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张丞相列传》如淳注亦云老子曾为周柱下史。司马谈心目中的《史记》不是上继柱下史老子，而是上继孔子《春秋》，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第四，司马谈对六艺解说是以儒家六经异传作为依据的。《自序》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司马谈关于伏羲作《易》八卦的说法是本于《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尧舜”几句是本于《尚书·尧典》，其中“礼乐作焉”一语，是指《尧典》（今本《舜典》）中帝舜命伯夷典礼和夔典乐而言。司马谈所说的“汤武之隆，诗人歌之”，系指《诗经·商颂·玄鸟》、《长发》和《大雅·大明》等诗篇。司马谈关于《春秋》采善贬恶、褒周室的观点，是本于《春秋公羊传》所阐发的尊王思想。如《春秋·隐公元年》载：“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是形容词用作动词，肯定、赞美的意思。《春秋》赞美一统的目的是尊王，而尊王则从尊崇王者历法开始。先秦时期历法是作为王者受命于天的象征，尊崇王者历法，即表明对这个王权的承认。春秋时期由于周天子衰微，以前盛行的天子告朔制度无法施行，诸侯各有自己的历法。《春秋》尊崇周王的正朔，也就是褒周室，拥护周王朝的统治。又如《春秋·成公元年》载：“秋，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解释说：“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而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明明是晋人或戎人打败了王师。但《公羊传》却要说“王者无敌”，给王室挽回一点面子。司马谈历举六经中歌功颂德的内容，作为他确立《史记》歌颂主题的依据。②
从这四点内容来看，司马谈后期思想由道而儒，可以说论据充分。
那么，司马谈何以完成由道而儒的转变？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汉家改制对司马谈思想转变所起的关键作用。改制是那个时代的重大主题，司马谈的半生事业都是与改制联系在一起。司马谈对改制态度应该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应付到积极参与的逻辑变化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司马谈所担任的史官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史官在国家祭祀活动中负有重要责任，《周礼·春官宗伯》载小史在祭礼中“奠世系，辨昭穆”，西汉无大史、小史之分，奠世系辨昭穆当由太史承担，这种职责使司马谈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和接受儒家尊祖意识与孝道观点。太史职掌的天文星历、祥瑞灾异也使司马谈相信天运的变化而认同汉家的受命改制事业。与史官有关并对司马谈影响最为深刻的当然还是孔子作《春秋》。孔子本人没有担任过史官，但是他从史学角度作《春秋》明王道，这对于身为史官的司马谈来说，当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而汉武帝改制又是以孔子《春秋》为理论依据，这无疑会帮助司马谈认识孔子巨大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加速他对孔子学说的皈依。司马谈有志于著述事业，而在他的前面，已经矗立着孔子这座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他的前进道路。因此当司马谈试图建功立业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孔子作《春秋》的伟大风范作用。而在他矢志作《史记》上继孔子《春秋》的时候，他就实际上由道家而转向儒家。
从学术渊源来看，司马谈不仅“习道论于黄子”，而且“受《易》于杨何”。《易》本为上古卜筮之书，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通过说《易》而使之成为儒家六经之一。司马谈学《易》，本是因为太史必须懂术数，但他受惠于《易》，与其说是学会了术数，倒不如说是《易传》刚健奋发自强不息的人生观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易传》大约完成于战国后期，这时战国士文化已经在文化、学术、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易传》作者从中深受鼓舞，在一统天下即将到来之际，他们充满无比的激情，刻意要做一番经天纬地的伟大事业。因此他们在说《易》时强调及时进德修业，以此拓展并提升人生境界。如《易·乾》彖辞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六爻全为阳爻，阳刚阴柔，因而《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上天运行不止，充满自强不息的精神。《易传》作者从上天刚健之德中体悟出人生应有的境界，提出人应效法天德蓬勃向上，《易传》这种刚健人生观，对于促进司马谈从黄老转到鼓舞人奋进的儒学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从司马谈转益多师、积极振兴天官家世来看，清静无为并非出于他的本心。他是一个具有强烈进取心的人，他想象丰富，感情充沛，这种情感气质也与清心寡欲的道家学说不尽相符。他当初习道论于黄子，是因为官方当时尊黄、老，这是为他步入仕途作准备。实际上他的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与他当初奉行的黄老学说，其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而当汉武帝高举改制旗帜的时候，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才有实现的可能。由于受命改制是挥手向一个旧时代告别，是膺天革命的激动人心的大事，这给司马谈发挥想象倾注激情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而从他的人生追求来看，他极易从黄、老转向儒学。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也显示了由道转儒的可能性。从战国中后期到秦汉之际，学术大趋势是由分化走向整合，学术界对分裂对立的百家学说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开放心胸。司马谈吸收了这种宽容的学术精神，他在《论六家要指》中为认为六家在言治方面彼此一致，只不过论述的途径或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文章指出儒家亦有可取之处，并没有对儒家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学术态度为他日后向儒家的转变留下了余地。文章又说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道家处世哲学本来就有与世推移而不凝滞于物的特点，在统治思想已经由道变儒的情况下，司马谈理所当然地要顺应时代学术大潮。因此，即使就《论六家要指》而言，司马谈也完全可能完成由道而儒的思想转变。
注释：
① 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春秋公羊学派倡三统循环论，但秦汉之际儒学与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合流，故此处合而言之。
② 《史记》主题经历了由歌颂到批判的深化过程，参见拙著《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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