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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文 田书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及其建构路径


    作者简介:邹广文,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田书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建构文化自信愈发成为中国步入历史新阶段的紧迫任务。建构文化自信面临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相对滞后、文化价值诉求的相对混乱、中国主流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的相对失语等,这些问题成为制约中国迈向文化强国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站在时代发展前沿,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反思并超越传统意义上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念,努力克服现代性困境,破解现代性发展之谜,积极寻找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现实路径,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关 键 词: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文化建设/当代中国
    标题注释:本文系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与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L01)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自信问题现已成为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的激荡互动中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1]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最坚定力量,只有文化自信,才可能建构起社会文化实践的最坚实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自觉反思建构文化自信对当代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如何看待文化自信建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何求解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具体路径等问题,明确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至关重要。
    一、建构文化自信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立足社会发展的时代特色与需求,树立科学合理的文化观,是理解文化自信基本内涵、把握文化自信现实意义、进而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理论前提。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人开放的新路——通过文化之路”[2]。所谓的“符号”就是人与天然自然相互区分的根据,而所谓的“文化”就是人所创造的符号系统,所以“‘符号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人类在符号的宇宙中——即在文化的世界中生长着,发展着”[3]。由此可以看出,卡西尔的文化观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论启示:首先,从文化生成的角度讲,文化是人与自然区分的标志,是人所创造的符号系统的总和,指称人所创造的整个“符号的世界”,而非符号系统的某一部分。其次,从文化与人的关系的角度讲,文化固然是人创造的,但是文化也塑造着人,二者处于一种“同构互塑”的互动关系中。最后,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丰富,而文化的丰富也标志着人的进步。所以,文化与人都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在历史的视野中,人才能理解文化的内涵与意义;只有在历史的进程中,文化才能赋予人超越自身的力量。
    实际上,卡西尔对文化概念的表述及其反映出的思想倾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层次的理论契合性。首先,在马克思这里,“符号的世界”实际意指人的劳动产物的总和,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化便分为三个基本领域,即物质文明领域、制度行为领域和精神文明领域(“广义”的文化),而人类创造“符号的世界”彰显人的本质以及超越自然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通过劳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4]163其次,在马克思这里,人与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同构互塑”的关系,恰恰是因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劳动的产物与人不是相互外在的,而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4]163。文化作为人的劳动产物,当然也就在本质上与人同一,并相互影响。最后,在马克思这里,人是历史的范畴,文化真正标识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辩证法,这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与发展。“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5]602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正是以此为前提。“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5]603,剔除其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的一面,使其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所以,文化的发展,就是人类自我认识、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具体体现;而人类的进步,则是文化演变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现实历程。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照下,卡西尔的文化观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表述和更为丰富的阐释。通过卡西尔文化哲学这一中介所确立的文化观,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在传统理论话语的基础上,立足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条件,拓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为指导,才能在更为本质的层面上,反思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首先,文化自信是一种关系范畴,建构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平等沟通、维护国际环境的和谐有序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自信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主体间文化对比的产物,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是在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平等对话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可。在步入近代社会以前,中华民族对其他民族国家抱有长久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不仅体现在综合国力上,同时也体现在文化心理上。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将其他民族国家视为“外夷”,并将其他民族国家视为低于中华民族并附属于中华民族的存在,在传统观念中这种文化心理一直被视为“文化自信”,但其实不然。这是因为,当中华民族在这种文化心理的作用下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文化比较并试图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优越性时,其他民族国家就不能在独立自主的平等意义上获得中华民族的承认。因此,在中华民族的视野中,其他民族国家并不是与中华民族对等的文化主体,可以说,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比照、平等互鉴的精神基础,而在这种境况下进行文化比较所得到的“文化自信”,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化优越感。就这个意义而言,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便缺少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平等的文化交流,缺少文化之间的对照与反思,这使得中华民族难以形成对自身文化演进历程的特色与方向的总体性把握,难以形成对其他民族国家文化优劣之处的准确判断,也因之与其他民族国家长久处于一种较为模糊、彼此并不十分了解的不稳定关系中。所以,当前我国积极建构文化自信,能够超越传统的文化心理定位,转变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交往方式,既不走霸权主义、沙文主义道路,也不因妄自菲薄而陷入文化虚无主义,而是在平等中寻求对话、合作、沟通、互信,为营造更为和谐稳定的国际关系与民族间关系提供必要的保障。
    其次,文化自信是一种现代性范畴,建构文化自信,对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总体趋势、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文化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民族与国家间的交流融合日益频繁,这种意义上的“普遍性交往”让各民族国家明确了自身文化的优劣高下,进而催生了民族文化的自省意识。所以,只有在现代性的话语中,文化自信才能彰显出强大的力量。马克思曾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是以其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而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则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实现了独立性。[6]古代中国处于前现代社会阶段这种“最初的社会形式”,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具备形成平等独立关系的生产力基础。但是,随着商品、货币、市场的发展而同步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全球化图景,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卷入了世界市场,在市场领域就商品交换的主体而言,个人、民族、国家实现了相较于传统社会阶段而言的更高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民族、国家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基于此,中华民族才能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实现平等的文化交流,才能在总体性的视野中反思民族文化特色、形成民族文化自觉,这既是建构文化自信的必要前提,又是建构文化自信的重要目的。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促进民族对话、文化融合的同时,也催生了形式复杂的文化竞争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博弈。所以,积极建构文化自信,一方面,能够使中华民族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能使中华民族更从容、更自如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保持民族文化之独立自主,超越现代化发展困境。
    最后,文化自信是一种历史范畴,建构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继承传统和推陈出新、积极把握时代主题与民族文化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中华民族已经具备了全面反思本民族文化、逐步确立文化自信的外部环境,那么,建构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8]任何民族都必然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走来,都必然打上文化传统的烙印,这一烙印既挥之不去又摆脱不掉,所以无论是否具有文化自信的自觉,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对待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都已深远持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人,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性格,而这正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历史依据。当然,文化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不是墨守成规的,而是推陈出新的。建构文化自信,也必须立足现实、立足民族发展的时代前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发展眼光,透视民族文化的长远方向,指明民族文化的前进道路,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真正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才能真正理解当代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才能更成熟而稳健地走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由此可见,在当代中国建构文化自信,有着深刻的时代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它一方面是超越中国文化发展现实境遇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又是中华民族立足现实、实现复兴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