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江青等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提法，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也不可能认可这种观点。当“血统论”的思想意识肆虐之际，中央文革进一步加以制止。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对“血统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感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
陈伯达反对联动对“血统论”的分析批判，并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是他未能也不可能揭示了“血统论”作为封建意识的沉渣重新泛起的现实原因，他反对“血统论”的目的主要在于要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保证文革既定目标不受干扰，顺利实现。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压力下，受“血统论”影响的红卫兵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他们迅速地做出了反弹。1966年12月，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老红卫兵，主要是那些率先起来响应文化大革命的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是一个具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12月5日，联动成员邹建平等人在西直门城楼上贴出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这批在文革中起过先锋作用的红卫兵，自恃良好的家庭背景，认为“血统就是无比高贵”，一向自命不凡，绝不会赞同文章的锋芒指向自己赖以骄傲和完全依靠的前辈，抽掉他们美好前程的基石，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央文革分庭抗乱。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号召人们“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会后，联动成员在北京广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
1967年1月1日，部分联动成员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发会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委员会名义发布通告。通告指出：“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共、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3.坚决地肃清中央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②这里，我们并不需要对联动的所有主张作出评述，从所录的内容来看，它至少表明联动已对文革的发动者、文革的指导路线和文革的打击对象产生了严重不满，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表示了怀疑。显然，在“血统论”思想意识引导下的这批偏激的青年学生，已经走到了同当时党的领导、同党的路线明显对立的地步。如果说“血统论”起初还只是一种应当批判否定定的社会思潮，那么，联动的出现则把它转变成了给文革发展造成威胁的实际政治行动，其命运必然不会美妙。
联动成为中央文革决意打击取缔的对象。1967年1月17日，谢富治指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当日开始，公安局在“造反派”群众的配合下，逮捕联动成员。“造反派”群众还摧毁了设在北京一０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联动据点。2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与联动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联动等组织是“走资派”反夺权斗争的工具，“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样，便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宣判了联动的死刑。与此同时，随着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批斗和夺权斗争的开始，也在事实上无情地宣告了“血统论”的彻底破产。这种曾一度活跃在部分青年学生之中的思想意识很快淹没在新的理论喧嚣之中。它使一批“根红苗正”的决意要革别人命的青年学生第一次尝到了被革命的滋味。
“血统论”的兴衰是暂短的，对于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来说，它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的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文革的波澜起伏，对社会的震荡和破坏太大太多的缘故，另一方面在于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思想意识，在当时也未能取得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它之所以能在文革中显露一时，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革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历史上的事件，很少象十年文革这样为手段和目标之间如此严重的不协调所折磨，为动机和结果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所毁坏。这场革命以大破四旧为号召，以改变人民的思想使之革命化为重要目标，却导致“血统论”的复归和其他封建意识的盛行。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文化传统既有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的糟粕。文革中出现的“血统论”并非什么新东西，它是在革命的名号下出现和泛滥的中国封建传统的沉渣，是宗佻继承、家族制、世袭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气候适宜时的浮现。“血统论”是将政治的不平等永久化的意识，它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格格不入。
“血统论”的泛起，除历史上封建传统的影响而外，主要的则在于它有着阶级斗争渗入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有着长期以来阶级路线重视“有成份论”的基础。建国以后，阶级观点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重视以家庭成份、家庭出身来划定阶级队伍，造成了世代以血统延续的阶级阵线。出身于革干、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少年，被视为“根红苗正”的依靠对象，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在历史上有各种问题的人，即使个人思想政治表现再好，也往往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这就导致社会生活各方面，诸如上学、就业、婚姻、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的不平等，形成了一部分人的优越感和另一个部分人处于受歧视和被压抑的地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和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使以血统延续而划分的阶级阵线更加分明。这就很容易使青少年萌生家庭出身决定命运的观念。家庭出身好的人发生“自来红”心态，那些出身于高、中级干部家庭、军队干部家庭的子女，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成长途径，更容易滋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自认为是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天然而可靠的接班人，从而轻视、排斥甚至打击其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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