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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是史学世家，太史公司马谈在临终时嘱咐他的儿子司马迁要以“孔子论《诗》、《书》，修《春秋》”为榜样，并继承司马氏的治史家法，完成他（司马谈）未尽的事业。司马谈提出的治史家法的理论·方法论纲领是：“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司马迁接着阐明了六艺在历史学的纲领性的意义（《太史公自序》）。我们仅就其最重要的方面谈谈。就“六艺”中的地道的史书而言，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这就是说，历史编纂学的社会职能主要在于褒善贬恶，宣扬王道。再说《易传》而言，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变化是《易传》的基本范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卦·彖传》）。《易传》的变化的“天文·人文观”（即世界观·历史观）是历史学的理论前提，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易传》在方法论上要求“原始要终以为质”（《系辞传下》韩康伯注：“质，体也”），“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系辞传下》）。司马迁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作为十二“本纪”的纲要，把“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和“终始古今，深观时变”作为“八书”的纲要，都是以《易传》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依据的。诚如明代学者李贽所说：“《易经》示人以史（学）之所从来”（《焚书》卷5《经史互为表里》条）。司马迁对《易》与《春秋》的结合对宏观历史认识的指导意义特别重视，他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司马相如列传·赞》）。《索隐》注：“韦昭曰：‘《易》本阴阳之微妙，出为人事乃更昭著也’。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后来章学诚概括为：“《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文史通义》内篇1《易教》上）。再就《诗》言，“《诗》…长于风”（《自序》），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司马相如列传·赞》）。如所周知，《诗》有六义，而司马迁以二雅为代表，乃从政治史观而言。《毛诗序》云：“言天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大雅》焉”。而《诗》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至于《尚书》本来就是国家的档案，是历史学的第一手史料，而且如孔子所说：“疏通知远，《书》教也”（《礼记·经解》）。司马迁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尧舜之盛，《尚书》载之”。《尚书》包含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最后，就《礼》而言，司马迁特别重视《礼》所包含的，作为历史学认识论原则之一的人性论，他在其《礼书》的开篇热烈地赞颂道：“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至于《乐》据说已因秦始皇焚书而亡，所以司马迁认为《乐》不过“以备王道，成六艺”而已（《孔子世家》）。总之，从以上的引文看，司马迁所谓的“考信于六艺”（“以著其义，以考其信”）的作用，不在于历史事实的真伪的考订，而在于用历史思想辨别道义上的是非。所以司马迁认为“六艺”“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司马相如列传·赞》）。
    四、结论：世界学术史上的杰出创见
    司马迁的“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一条历史主义原则，如我们以上所论证者，不应当从考据方面而应当从义理方面去体会。但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司马迁的这一条原则却像探照灯一样，照亮了一条后世中国考据学发展的光辉道路。
    清代是中国考据学的盛世，如清人朱一新指出：“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而国朝诸儒，则于此独有偏胜，其风盛于乾、嘉以后。其最精者，若高邮王氏父子（指王念孙、王引之--引者注）之于‘经’；嘉定钱氏兄弟（指钱大昕、钱大昭）之于史，皆陵跨前人”（《无邪堂答问》卷2）。而考据学理论家，当推戴东原，他提出了“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的概念。他说：
    “……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博闻以拟其似……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未至十分之见也。①
    简单地说，十分之见必须是“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这才是真正的考证，也就是我们在本文前面已引用的章学诚所说的：“考订之学”不仅要辨别百家之学在述事方面的“真伪”，而且要辨明在诠理方面的“是非”；因此只有在“推此证彼”和“引事切理”双管齐下的努力下，“而考订出焉”。戴氏所谓的“道”，章氏所谓的“理”，都是指六经所蕴含的“义理”。段玉裁在论及他的老师戴东原的义理、考核、文章三分法时认为，戴氏“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戴东原集·序》）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如我们已论证过的，基本上指以“六艺”为准绳去辨别一切非六经的史料在诠理方面的是非。例如，就《春秋》而言，司马迁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就《礼》言，如《礼记·曲礼上》所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明是非也”。
    如果我们从西方的考据学看，也是如此。西方考据学起于“批判的·语言学的方法”，其创始人是德国18世纪的语言学大师沃尔夫（F.A.Wolf），始见于他的名著《荷马史诗序论》（Prologomena to Homer，1795）。该书的要旨为：“一种资料决不能仅仅依靠语言的分析去理解，而必须把它看作是一种反映了民族精神（Volkgeist）的历史文件，只有这种精神才是理解该资料的关键”。在司马迁看来，“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的“六艺”之统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有通过“六艺”才能理解一切非“六艺”的史料的精神价值或诠理上的是非。
    为什么史料整理或史料批判都要以理论为前提呢？因为任何史料（纪录于文字者）都是记录者通过自己的见闻、观察、记忆、挑选等等心理活动而陈述出来的，是陈述者的精神上的再生产。因此，运用记录在案的历史资料的历史家应当理解记录者的心理活动，而要理解旁人或前人的心理活动，就得借助于某种理论（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或马克思的理论，或马克思加弗洛伊德）。西方近代的史料批判大师、斐声世界的历史学家兰克在史料批判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不仅要利用第一手的、当代的信息资料，而且要透彻地研究每一种文件的作者的人格、倾向性、活动、机遇等等，以便尽可能地确定纪录者的“人格差律”（personal equation）--即个人的动机、目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等因素的总和，这些都可能造成他的观察的偏差或误差。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即了解纪录者的立场和观点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