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是云南护国起义三十周年纪念日，这是云南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光荣节日。民盟云南支部组织群众大会纪念护国运动。会议在云大操场举行。云南耆宿和当年追随唐继尧、蔡锷反袁护国起义的将军都出席大会并作演讲。这次纪念活动强调“反对独裁、拥护共和”。会后，进行游行。闻一多、吴晗等与云南的耆绅宿将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游行时的口号是由“昆明文化界纪念护国大会筹备会”印的，内容有：“立即实行宪政！”“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取消审查制度，开放言论自由！”“惩办贪官污吏！”（14）
民盟云南支部也很重视理论宣传工作，积极占领舆论宣传阵地。1944年10月民盟支部改为民盟云南支部之后，即拟筹办一个定期刊物。先在经济方面争取可靠的支援（秘密盟员朱健飞筹措了不少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终于创办了民盟云南省支部的机关刊物，刊物定名《民主周刊》。支部主任委员罗隆基兼主编，潘光旦、闻一多、潘大逵先后任社长。杜迈之在1945年7月间曾主笔写过不少进步文章，社址设在府甬道十四号。
1944年12月9日，《民主周刊》第一期正式出版。该刊经常发表民盟中央的时局主张、宣言和盟员个人的意见，宣传民主宪政，主张加强团结，抗战到底，反对内战，主张建立联合政府。12月9日第一期的时评《怎样渡过难关》，呼吁国民党当局接受举国一致的要求，召集国是会议，共同协商国事，组织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渡过国家民族危亡的难关。16日第二期的时评《国际民主战争到国内民主战争》，从国际反法西斯的民主战争谈到许多国家国内掀起了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暗示中国国内现在也存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罗隆基在这期发表《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民主》一文，主张中国“不走英美苏的旧路，却在英美与苏联的道路中寻找一条新路”，“让人民先有政治的自由平等……再用这样一个政治民主的国家以进行工业化……用政治的民主进到经济的民主”。罗隆基的这种主张，既有配合中共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实行民主的积极意义，又有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23日第三期的时评《铲除枭雄盗国的思想－－纪念云南护国革命》一文，从辛亥革命谈起，剖析袁世凯阴谋盗国称帝遭到全国反对而可耻失败的历史，影射蒋介石独裁专制是逆时代思潮，也必定自取灭亡。在这一期，吴晗发表了《战时教育应有的措施》一文，指出：“在民主政治之下，党务应该和学校完全分开。参加政党与否应是个人的自由”。“国立学校属于国家……也只有超出党派的利益的学校，才能造就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人才”。
《民主周刊》问世后的一段时期内，所宣传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抗战，挽救国家民族，必须实行民主，成立联合政府。这与当时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相呼应的。但对于民主的认识，民盟领导人之间的看法是有分歧的。罗隆基为代表的一些曾留学英美的教授主张：政治上学英美的民主，经济上学苏联的民主。盟内的中共党员和拥护中共的人士则赞成和坚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各抗日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双方围绕这个问题虽有争论，但并不因此妨碍共同团结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5）
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新年文告”）说：“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本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针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和民盟提出了召开党派会议，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的建议。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主张只有“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开党派会议”，“中国始有实现民主宪政的可能”。（16）为了响应和支持中共中央与民盟总部的主张，民盟云南支部围绕民主宪政问题和蒋介石的新年文告，连续几个月在《民主周刊》上发表了《民主政治与民意政治》、《党派团结的具体方案》、《民主的先决条件》、《关于团结的几个问题》、《改组国民大会》、《团结与军队统一》等一系列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
由于《民主周刊》深受昆明各阶层群众欢迎，国民党云南省党部非常恐慌，通过新闻检查部门干预《民主周刊》的文章内容。1944年12月30日的周刊第四期的时评就被新闻检查部门勒令撤销。《民主周刊》就在这一期的封面时评栏刊出“抗议”和“被扣”几个大字，以揭露国民党对言论出版自由的粗暴干涉。民盟成员、名教授邓初民在这一期发表《人民是最后的裁决者》，该文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阐述中国今天必须实行“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民主，而是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的联合政权”；指出：“在新型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各革命阶级的力量，尤其是工农阶级的力量，亦即真正的人民的力量，在不断的生长、壮大，乃至使人民的力量与反人民力量的比重发生基本的变化，最后必然要由人民的力量来决定一切”。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周刊》处处刁难，时时查禁发表的进步文章，加之刊物的经费不充裕，困难重重。但这个刊物在艰苦斗争中坚持按期发行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并且发行量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实属难能可贵。该刊一直坚持到1946年7月“李、闻惨案”后才被迫停刊。《民主周刊》的所有文稿一律不给稿酬，周刊少数办事人员只略支微薄的生活费。由此亦可见当年知识分子的奋斗精神。昆明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抗战期中的“民主堡垒”，是与民盟云南省支部一系列活动和《民主周刊》广泛的社会影响分不开的。
当时，除《民主周刊》外还有盟员自办的刊物，如费孝通办的《时代评论》周刊，杨默霞办的《云南妇女旬刊》。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民盟的发展。
1945年3月12日，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周新民，费孝通、吴晗、楚图南等与昆明文化界342人联名发表《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指斥蒋介石“新年文告”中年内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的允诺“实际只是蒙蔽国际视听，拖延国内民主的技术”。“目前的团结合作，并无移交政权于各党派，还政于民之说，而蒋主席必斤斤以此辩白于天下，这倘不是搪塞粉饰之词，那就是固执一党独裁的成见了。”要求国民党政府“邀集各党派产生民主联合政府，保障各种自由并彻底改组统帅部”。延安《解放日报》于5月11日发表了《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4月下旬，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民盟云南省支部出面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商定，在5月4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大会和游行。国民党中央当局闻讯后非常恐慌，密令云南省党部和各校负责人“严加防范”，并特派何应钦来昆明部署镇压。云南省党部命令各校不得与西南联大接触，各报不得刊登有关“五·四”纪念活动的消息。联大训导处还企图以免费请学生看电影之名，分散和瓦解学生的力量。何应钦则要龙云牺牲几个警察，把学生的活动镇压下去。何的计谋是派特务混进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捣乱，以引起地方宪警的干涉，于混乱中制造学生与地方宪警的冲突，达到镇压学生纪念活动的目的。中共地下组织得悉这个消息后，一方面通知各校“民青”和学校自治会负责人商议对策，另一方面让杨维骏代表几个大学的自治会去见龙云，将情况说明。后来龙云打电话给何应钦，告诉他不要管学生的活动，否则出了问题要何负责。何见计谋已被识破，只得作罢。（1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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