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点”在今天好像是一个新的词汇，其实侯外庐在20世纪60年代就使用了这个词汇。1962年，侯外庐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关于学习历史的方法”讲课中，首先就讲到了“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当然，他说的“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问题。侯外庐认为：
所谓历史科学的生长点，就是说在研究历史科学时，应从哪方面着手才能带动起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问题，就像很多科学的发展都是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而生长起来的一样。这是科学界要注意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注意的问题。
从这一论述来看，侯外庐是从时代出发，站在鸟瞰科学界的高度而提出“历史科学的生长点”问题的。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既有它的历史时代性，也有它的现实性。侯外庐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这个问题，充分反映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在科学上的战略眼光。
那么，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究竟在哪里呢？侯外庐从矛盾学说的角度作出说明，他认为：“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生长点呢？我看历史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批评、斗争；没有斗争就不能发展。这是主要方面。当然，其他方面，我们也要把握好，要把握史料，不说空话。”侯外庐结合当时的历史形势，举出一些“生长点”同“斗争”的关联。联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史，其前进的道路并不都是坦途，不同形式的批评和斗争确是存在的。这里，我想结合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说明“批评”对于“生长点”之产生的重要。举例来说：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而有《汉书》的撰写；唐太宗对十八家晋史的批评而有唐修《晋书》的面世；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对南北朝官修正史的批评而有《南史》《北史》的撰成；欧阳修因不满于《旧唐书》《旧五代史》而著《新唐书》《新五代史》；郑樵批评班固“断代为史”、背离了“会通”的为史之义的传统而作《通志》，等等。这种实例，在中国史学史上举不胜举，显示出批评对于“生长点”的催生作用。从这个意义说，对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将有益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重温侯外庐关于“生长点”的论述，深感其立论高远，对学术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也促使人们产生许多联想。记得1984年，白寿彝先生发表一篇短文《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旨在提出问题，引发思考，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文章写道：
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工夫及早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
我说的这两个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这里说的“甩掉旧的躯壳”，是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一般“史书要籍介绍”的影响。
作者认为对上述两个“重大问题”的研究、论述，将有利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这两个问题，一是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一是史学家对史学的认识。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如何说明历史怎样产生史学，以及史学如何反作用于历史这样一个存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实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当然，白寿彝先生并没有提出“生长点”的问题，但他的这篇短文确实起到了催生“生长点”的作用。诚如作者所解释的那样：“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其中一个原因。
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侯外庐在五十多年前提出的“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这是因为学术总是在“日日新，又日新”的运行轨迹中前进的，而寻求“生长点”就是寻求新的创造。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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