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古代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在14至17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再次“复兴”，对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挑战最终给予胜利的应战并在这一曲折斗争中使自身更趋丰富、完备。这一事实说明，那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暂时被否定的史学遗产，在新的社会景观下又会成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思想资料。
如果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时代需求引发的史学的自身反思集中反映在历史观方面，那么18世纪启蒙时代史学的继承与创新的目标不仅是重新确立世俗历史的传统，而且也是有意识地冲破古典史学的狭隘范围的尝试。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主张历史研究应该超越堆积事实的阶段，对历史过程达到一种哲学的或理性的认识。他第一个将哲学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此外，维科、屠哥、孔多塞、赫尔德、康德等人也都试图在历史进程中看出有序的发展。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应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人类历史的各个层面，如政治、科学、生产技术、农工商业、民情风俗、文化艺术、饮食起居、人口增长等等，都是史学研究的对象。他们将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连续发展的过程，从而确立了历史的进化观。在方法论上，他们主张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批判地对待先前的史料并倡导历史研究为现实的社会变革服务。
在西方，19世纪以历史学的巨大成就而著称，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这一时期在欧洲各地及美国创办了历史协会、史学杂志，“三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建设迅速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史料出版工作。19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的专业化浪潮，使传统叙事史的课题、方法和资料更趋完备。作为19世纪西方史学主流的兰克学派，既恪守传统，又有创新。其突出贡献就在于制定了科学的史料批判方法，从而写出了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无力写出的结构严谨的历史学著作，并把叙事式的政治史发展到成熟的地步。
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西汉到19世纪的2000多年间，由于客观历史的发展嬗变，中国的传统史学也经历了多次的反思与调整。从西汉时期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儒家经学便成了中国法定的统治思想，从而也就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最初，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经今文学派居于统治地位，它将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相结合并用来解释历史。这一学派同基督教神学一样，认为人的目的无法左右历史的行程，它以“符号、灾异”为基础的天人感应论来说明皇朝的兴衰和社会的治乱更替，从而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蒙上更多的神秘色彩。随后，经古文学派在反对谶纬迷信中兴起，它主张用《左传》来解释《春秋》。这样《左传》的叙述方法和编年框架就把《春秋》经历史化，使历史人间化，避免了经今文学因注重微言大义的探究而使历史空疏浅陋、神秘化的弊端。经古文学家重视对经典作训诂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它引导历史学家去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制度的沿革，引导人们据此去理解历史的奥秘。出现了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样不朽的著作。
经学在2000年岁月中由于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在不同阶段有着鲜明的不同特点，与经学的这些重大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大致说来，经今文学、融合儒、释、道的宋明理学和封建社会末期重新兴起的经今文学对历史学发展的影响主要在历史哲学方面。它们注重历史本体的探究，受时代的局限，其所揭示的往往是历史的假象本质。但却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观念，促进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思维的发展。古文经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疏证经义的研究方法，到清代则演变为史文、史事的具体细微而广泛的考证。可以说，经古文学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则在于扩大了史料来源和历史研究的课题，丰富了历史编纂学的方法。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中国史学在其发展的第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和第四阶段（五代宋元时期）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上升的路线发展。在此两阶段，中国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历史研究的课题更加深广，史书的数量和种类大为增加，特别是出现了带有总结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的《史通》。因此中国史学在漫长的中世纪远比西方发达。
明清时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五阶段。由于封建制度的颓衰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的传统史学也处于嬗变中。一方面史学上因循保守的传统仍居于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揭露和批判旧时代的具有新视野的著作也不断问世。从一些具有启蒙思想的优秀历史家的著作中，依稀可以看到中国史学发展的理性之光。他们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反映了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他们倡导因时变革的历史发展观，清理了盛行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他们强调要通过历史研究认清历史发展的前途，寻求解决现实矛盾的办法，赋予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以新的内容。中国的理性史学孱弱稚嫩并且姗姗来迟，严格说来它并没有完成它所应承担的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的面貌。
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既需要收敛式思维或教条思维，以维持一种传统，从而保证科学的稳定发展，又需要散发式思维或批判思维，以使科学不断更新。历史长河中的中西方史学正是在继承、批判、创新中开拓前进的。而客观历史的发展，时代的需求是促使历史学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杠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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