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概括和叙说“中国”，近来已成学界的一大话题。仅我国大陆地区近十年来出版的有关著作（包括新译旧著及修订旧作改名出版者）已达30余部，更不必说大量的专题论文了。而目前这一波叙说和争辩，虽与全球化时代的诸种冲击有关，包括有关学术动向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但隐藏其后的根本要素，无疑仍是“中国崛起”这一全球性、世纪性事件。近几年来试图重新概括和叙说“中国”的大部分著述，本质上均可视为这一事件在思想、学术上的反映，其中很自然地蕴含了当代“中国”之所从来、向何处去的命题，凝聚了学界对改革开放近40年成就和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以往相关看法的推陈出新。当前，回顾相关讨论的历程，总结其中的问题、内涵，关注其动态和得失，十分必要。
近年来，关于“中国”的概括和叙说，对其态势可作如下大体归结。
一是各家所述说的大都因应全球化时代到来和中国崛起的形势，继承和发展了以往在“中国”叙说上的相关讨论。不难看出，这一波讨论的关注面要较以往广阔，也更多地考虑了当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世界的关系问题。由于事关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涉问题重大，不仅分歧在所难免，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关联也再次引起人们关注。但正如学术史早已表明的那样，所有严肃的研究，总要尽可能按问题本身的性质和层面来展开，方能避免弯路，推进认识，发扬真理。
二是关于“中国”的概括和叙说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中国历史与当代发展的联系。因此，必然关系到其间主线脉络、历史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建构，对“中国”空间、族群和历史内涵的界定尤其如此。而目前的讨论虽有出新之处，这方面却多游移于浅表而罕涉实质。从国家形态出发的研究本来切乎这些重大问题，“帝国”和“天下体制”的新说却多汗漫而避不及此，其对中国特点的概括也就总隔一层，各方就此所作发挥虽拓宽了论域，但问题仍待引向深入。诸如此类，虽论域变换而其说纷呈，讨论的焦点却多游移于外围，结果便是有关空间、族群的界定争执愈甚，在历史内涵所涉问题上仍莫衷一是，其“中国”叙说在这些纷争上仍相当被动。
应当承认，近年有关“中国”概括和叙说的热门论域，多少仍在随外人起舞。在如何连接古今中国的实质性问题上，目前所处水平和研究境界，均难与直指问题核心的前人建树相比。这当然不是中国史框架的建构对讨论无关紧要，或近现代的相关建树已无可发展。即以“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言，其说与“中国”叙说的关联至深且巨，与中国史主线脉络和阶段性之说则首尾相应，但迄今国内外学界既有视此连续性为不言自明者，也有对此置之不理或加訾议者，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以往对此的阐释当再加省视和深入讨论。在新形势下，只有直面这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揭示各方认识的缺陷而完善、发展其说，才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叙说上的多重争执。
三是近年以来围绕“中国”叙说的种种分歧，令人印象较深的是各方均以部分史实为据，或对同一史实的认识差距甚大，遂皆各执一词而难以骤断彼此正误。这就使得研究方法问题更加突出，即便有些纷争因立场不同而似无解，合理的方法仍可能使各自认识有所超越和推进，并使一些误区在讨论中得到澄清。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表明，关于“中国”叙说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重新省视旧说，继承和体察其中精义，澄清那些几乎已成习惯的方法和认识误区，才能切实推进对诸史实的认识，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四是近年有关“中国”的叙说，一个相当明显的共同点，是各家概括皆刻意区别或多少回避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相比之下，历代王朝不仅是古代中国最富特色和最为显著的存在方式，对认识整部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也一直举世公认，在意蕴上又涵盖了“帝国”、“天下”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等词之所指，也就构成了“中国”叙说的一个不能回避也无从取代的关键词。
当然，时代的推进和中国的发展，正在不断表明，王朝的躯壳虽被丢弃，其历史内涵却非一挥可散而常逼人面对。新旧交织和新陈代谢的复杂现象和曲折进程，都在催人重新思考王朝与古代中国的关系问题。其中突出的一点，即古代中国本就是由一个个承接发展着的王朝所构成，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在现代以前确是由代相递嬗的王朝体系来承载的，如果把中国与王朝剥离开来，或认定王朝不能代表中国，那么古代中国又在哪里？显然，认为三代、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不等于中国，或其不能代表中国，是因特定历史条件和主题而发生的一种错觉。这就不能不反省现代中国重建国家认同意识的进程，深思其在古代中国王朝认识上的偏颇和缺陷，包括王朝能否代表中国、王朝存在和更替有无合法性依据及民意基础、王朝体制的内涵和发展历程等一系列历史问题，才能进一步完善对中国史主线脉络及其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建构。对这个三位一体的建构过程来说，时至今日亟待再思的是：现代史学对中国历史主线脉络和一系列重要历史进程的澄清，与王朝递嬗演进的历史应当如何兼容和协调？古今中国发展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把王朝与中国剥离开来才能达成，还是只能在两者的关联中才能建立？这类问题以往由于历史局限而关注不够、认识不深，遂有顾此失彼之处。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中国崛起又使新的事态不断涌现，问题也就愈趋于错综丛出而亟待清理了。正因如此，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认真总结近现代以来的各家之说，不仅是完善、发展国史认识和相关理论的当务之急和重大契机，也是当代中国史学无可旁贷的历史责任。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1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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