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家庭生活
梁启超书信中，家事占有很大篇幅。虽多琐碎，却也可见任公的精神与情怀。一封谈及梁思成、林徽因订婚之事的信函颇能说明问题。1927年秋冬间，梁启超因患病在津休养，特委托梁启勋在京主持梁思成、林徽因订婚之事，并于12月7日致函启勋，详细交代相关事宜，从庚帖、请媒单帖、亲家拜帖的书写样式，到聘物的选择，行礼之日家中的陈设布置、祭祖仪式及邀请陪客名单、午餐宾主座次等，都有详细说明。《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曾收录任公于本年十一二月间致林徽因姑父卓君庸及女儿梁令娴的书信，谈到梁、林订婚之事；并有函致陈仲恕（敬第）请代购用做聘礼的玉器等情形。这封信则为梁思成与林徽因这段传奇婚姻增添了新的佐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信附有一篇祭祖时的告辞，梁启超特别嘱咐用全红柬书写，祭毕焚化。辞云：
维中华民国十六年岁次丁卯仲冬之十一月辛酉朔越廿五日丙戌（填甲子），孙男启超谨以香花清酌昭告（不设馔，但用稍大之红烛）于显祖考镜泉府君、显祖妣黎太夫人、显考莲涧府君、显妣赵太夫人暨先室李夫人之神位前，曰：长子思成学已得师，壮宜有室，缔择名门，聘于林氏，卜以今日，礼请媒妁，肃将信币，文定厥祥。伏惟府君、太夫人、夫人德裕后昆，爱钟冢嗣，尚祈慈荫，俾永良缘，启超不胜欣悦祝祷之诚。谨告。
看到这些文字，人们不禁发生慨叹，像梁启超这样一位深受西学浸润的学者，一生追求自由民主理想，内心深处仍不时流露出浓厚的传统色彩，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中西文化契合的风范。
除书信之外，另有《讲学社简章》一文亦值得注意。《讲学社简章》成文于1920年，当时梁启超一派正在从事新文化运动（然与我们熟知的北大一方的新文化主张非常不同。）讲学社负责聘请各国思想家来中国巡回讲演，是其推动文化运动之机构之一。有意思的是简章第三条“所聘请者先注重于当代大思想家，其各分科之专门学者，俟扩充后以次续聘”，充分体现他们一派之关怀，即先“普通”而后“专门”，这与他们当时文化运动的理念相合，也与梁启超此后参与办理清华国学院等教育精神一贯。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在他身后学界便开始注意对其资料的收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丁文江为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征得梁氏信札近万件，仅梁本人遗札即有两千余件。遗憾的是，最终入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仅七百余封。后来陆续出版的《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康有为与保皇会》、《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等书中也收入不少梁启超书札。这些资料零碎观之虽难独成新见，但若相互关照印证，或可缀补史实，另辟蹊径。一条关键材料的出现，很可能会点活一批已知材料。《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无疑将为推进梁启超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开创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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