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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亚的汉文献流传与汉籍之路的形成(4)


    四、东亚域外汉籍是东亚地区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
    汉籍之路是我们多年海外访书、考察汉籍流传轨迹、编辑整理域外汉籍等学术实践活动中,逐渐打磨形成的一个概念,抑或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文化交流传播史的一个新的学术范式。汉籍之路的文化内涵,其核心是东亚古代各国对文化记忆形式的认同,文化记忆凝结成汉籍,磨砺以时,发散流布,从而形成统一的文化共识。汉籍之路的文化属性,其一,中国本汉籍的发散方式与路线,其二,汉籍传播道路上文化点的形成与作用,其三,域外刊刻和撰写的汉籍对汉文化圈的贡献,其四,汉文化圈形成与汉籍传播对世界文化交流的影响。走在汉籍之路上,可以更明确地确定古代东亚汉文化圈形成的起承转合,可以更清晰地解释东亚多元一体汉文化特质,可以更方便地探讨汉籍从这个文化圈向外传播的脉络途径。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汉籍,是东亚地区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应该从文化的角度理解汉籍,而不是仅仅从民族角度理解汉籍。
    汉籍之路上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很多史实需要厘清,很多模糊的领域应该探索。过去我们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中国文化对周边区域民族的影响,从而忽视了周边区域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哺。汉籍之路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除了我们以上谈的汉籍的中国本、高丽本等,还有琉球本也值得研究。(37)此外,汉籍向西方传播的道路更值得探求。汉籍是怎么流布到西方国家的呢?根据史料记载,中国的印刷术一是通过中亚、中东传入欧洲,一是经过俄罗斯传入欧洲,在传入的过程中也带入了一些汉籍作为印刷蓝本。此外,元明清三代,西方传教士、商人不断通过陆路或海路来华,回去时也带走了一些汉籍。比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回国时,就为欧洲输入汉籍;(38)西班牙人门多萨著述《大中华帝国史》时,就利用了传教士拉达带回的中国书籍;(39)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694年回国时,将中国书籍300多卷赠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8世纪马诺瑟在华期间,广收中国文献,用书信寄往法国。(40)这些汉籍的传入,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后的启蒙运动都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马克思说:“他们从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41)这大大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对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思想枷锁起了重要的作用。
    要集合我们的努力,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做些有意义的工作。比如,我们能否一起携手编纂一个汉籍总目呢?我们能否一起携手建设一个可以通查通检的汉籍文库呢?当然,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注释:
    ①陈庆浩:《汉文化整体研究:回顾与前瞻》,载《形象史学研究》20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徐林平、孙晓:《近三十年来域外汉籍整理概况述略》,载《形象史学研究》20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1-5辑,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16年。
    ④《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出版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王勇:《中日书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⑥孔安国:《尚书传序》:伏羲、神农、黄帝之坟,谓之以“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书,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⑦《论语·八佾》。
    ⑧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⑨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后集三十卷,皆写本。”丘濬:《大学衍义补·备规制·图籍之储》:“唐以前书籍皆写本,人以藏书为贵,精于讐对。”
    ⑩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中发现了一卷印刷精美的《金刚经》,经卷最后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字样。唐代咸通九年,就是868年。这件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长约1丈6尺的《金刚经》卷子,文风凝重,印墨清晰,雕法纯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这本《金刚经》卷子也被英国图书馆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1907年被英人斯坦因骗取,曾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现藏大英图书馆。
    (11)收藏于日本蓬左文库。
    (12)高克勤校点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便以高丽本为底本,校以嘉靖本、龙舒本、清琦斋本。参见王安石著、李壁笺注:《王荆文公诗笺注》,高克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3)韦力:《高丽本·和刻本·越南古籍的鉴定》,《收藏》2008年第5期。
    (14)《图书学辞典》“和刻本”条说:“日本之刊本。和板。”参见长泽规矩也『图书学辞典』東京:三省堂、1969。
    (15)中步山:《和刻本定义及其特点》,《图书馆杂志》2009年第9期。
    (1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7说:“《安南表状》一卷,绍兴二十五年安南李天祚进贡,自靖康二年以后,至是始通也。”
    (17)刘玉珺:《清艺文志误收越南汉籍补正》,《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18)苏辙:《栾城集》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9)周安平:《书香天下 传承文明》,《形象史学研究》2012年第3辑。
    (20)孙晓:《汉代“孝”的观念的变化》,《孔子研究》1988年第2期。
    (21)晁公武:《(衙本)郡斋读书志》卷3叙述《古文孝经》曰:“古文二十二章,与《尚书》同出于壁中,盖孔惠所藏者。与颜芝十八章大较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闺门》一章,不同者四百有馀字。刘向校书,以十八章为定,故世不大传,独有孔安国注,今亡。然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推此言之,未必非真也。”
    (22)顾永新:《日本传本〈古文孝经〉回传中国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3)李学勤:《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古文孝经》论介》,《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
    (24)李縡:《陶庵集》卷25《龙仁乡塾节目》,载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94册,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25)朝鲜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编:《李朝实录 中宗实录》卷55“中宗二十年八月乙未”,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26)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8期。
    (27)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
    (28)孙晓、翟金明:《高丽藏初刻本与宋代刻经》,载《形象史学研究》201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9)方广锠:《中国刻本藏经对〈高丽藏〉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2期。
    (30)朱莉丽:《试析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中国观——以〈善邻国宝记〉所收外交文书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11期。
    (31)卞东波:《稀见五山版宋元诗僧文集五种叙录》,《文献》2013年第5期。
    (32)涩江全善、森立之等:《经籍访古志》,杜泽逊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3)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4)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5)清初学者孙从添在其所著《藏书纪要》中即认为“若外国所刻之书,高丽本最好,《五经》《四书》、医药等书皆从古本。凡中夏所刻,向皆字句脱落、章数不全者,高丽竟有善本”。另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宣宗八年(元佑六年,1091),宋哲宗因听说高丽“书籍多好本”,曾通过高丽使者开列书单令其“传写附来”。第二年,高丽进献了一批宋朝内府馆阁所无的异本,哲宗命校正后抄写2部副本,分藏于太清楼、天章阁。
    (36)李盛铎祖父李恕,首开家族藏书之风,建有“木犀轩”,藏书已达数万卷之多。父李明墀,益广收书。至李盛铎时,有书超过10万余卷。
    (37)明朝大批航海人员迁到琉球,琉球的对外交通有了改进。琉球国王经常派遣学生在北京国子监读书,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三瓜留学生到南京留学;清末北京国子监仍有琉球学生在读书。他们回去时往往携带着大批书籍。当时明朝政府也定期派遣使节到琉球去。使节的船上照例带着刻字工人,以便临时刊印文告。他们在琉球要停留一段时间,这对琉球的刻书业是不会不产生影响的。相传在16世纪初期(明武宗正德年间),琉球国王就已翻刻过中国的《四书》,随后又刊印《五经》《小学》以及其他书籍。
    (38)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39)吴孟雪:《从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欧洲早期汉学和中国明代社会》,《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
    (40)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原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