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孙中山结束短期访问，离开日本到达北京之前，日本当局已勾结张作霖插手控制北京政权，密谋拥段（祺瑞）排孙（中山）的诡计。当孙中山扶病入京之时，段祺瑞政府在日英美等列强支持下，悍然拒绝孙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正确主张，而以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并压制民众中掀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孙中山在列强和段奉合谋打击下，病情恶化，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与世长辞。
孙中山的逝世受到日本友好人士的深切哀掉。3月25日北京各界人士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公祭。萱野长知以梅屋庄吉、头山满等的名义到孙中山灵前致祭，并献了花圈。接着，梅屋庄吉等在东京青山会馆举行孙中山追悼大会。5月9日，日本各界人士还在东京芝的增上寺举行追悼大会，除孙中山生前友好人士多人参加外，日本首相加藤高明及其他一些内阁成员也被迫参加。（35）由此可见孙中山在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主张中日两国平等互助，以及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努力，牢记在中日人民的心中。
四
20年代上半期，日本更着重依靠经济手段，来保持和发展在华的权益。对华贸易和资本输出，在大战期间发展的基础上，已达到了新的规模。在此期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很频繁，出现一些新的气象。
当时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币原外相的得力助手佐分利曾说，具有“四亿五千万消费者”的中国，“对日本来说是最主要的”“最合适的市场”。（36）同时，日本与中国近邻，其货物工资成本低，运费省，在与欧美竞争中占居有利地位。币原面对日本当时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认为要促进日本经济再度出现“大战”时的景气盛况，“今后日本对中国的基本方针是逆用九国条约”。（37）就是说将华盛顿条约对日本的限制转嫁给西方，用华盛顿条约破坏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利用日本在地理上的“优越地位”，使“机会均等”原则更加有利于日本。1924年，日本对华贸易总额达9.14亿日元。其中，日货输华有5亿日元，占日本输出总额的27.7%。日本对华投资约为18亿日元。（38）除东北为重点外，垄断资本还加强了对长江流域和华北的资本输出活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纺织业为中心，向中国输出大量资本，以上海、青岛等地为例，如以1913年为基础，1925年的纱绽为6倍以上，纺织机为7倍以上。在中国近代化的纺织工厂中，日本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1925年为30.7%。日本资本的纱厂相当于英国在华纱厂的9倍。
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压榨和凌辱为世所罕见。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的4万工人罢工。如藤内阁决定采取强硬方针，宣布日本各厂不单独妥协。5月中旬，上海日商纱厂因资方报复工人，再次罢工。日领事矢田看到事态扩大，联合英国策划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5月30日，英国巡捕蓄意向群众开枪，造成了王卅惨案，引起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面对新的局势，加藤内阁采取了一些新的对策，摆脱日本自身的困境，维护其经济权益。首先，在外交上采取“追随英美的”态度，回避中国人民的斗争锋芒；其次，以允许段政府按照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精神征收附加税及对死伤者给予一些赔偿等经济让步换取政治上先行脱身。第三，同英国一起，策划“司法调查”的烟幕，把五卅惨案无限期搁置起来，甚至认为租界当局开枪有“正当理由”。
日本在对待1925-1926年召开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和提高关税率的问题上，一方面声称与列强相协调，又提出必须实行差额税率的主张，使关税会议无法达成协议而停顿下来。日本通过一系列的策略，避开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锋芒，使英国首当其冲。日货乘机打入抵制英国的华南市场。从而，日本在1925年度的对华贸易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比1924年度增长1.4亿日元，达到6.437亿日元的数量。（39）
同时，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也很频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曾得到日本近代文化的启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主将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都曾留学日本。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日本也是主要渠道之一。《共产党宣言》和许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先也是从日文译为中文的。反过来，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优秀成果，如鲁迅的小说等也逐渐传入日本，有的被译成日文出版。
在此期间，日本有不少仁人志士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文化发展以及人民疾苦也十分关心。例如片山潜在1921年写了《日本和未来社会革命》，预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的社会革命也必然发生”。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不断关怀和支持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斗争。松本龟次郎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留学生的事业。他所创立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为留学生预备教育作出持久而卓有成效的贡献。内山完造从1913年到中国，在上海开设书店，经常为中日两国知识界提供会面和交流的场所，他同郭沫若、鲁迅等都建立真挚而深厚的友谊。类似的事例为数还不少。
中国人民以至当时的政府对日本人民的境况也很关心。如前所述，当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蒙受惨重损失时，孙中山立即致电、致函日本当局及友好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北京政府除及时派员向日本使馆慰问外，派驻日代办亲到日本外务省慰问，并由财政部迅速筹集20万元汇交日本政府，作为救灾专款。同时各地方长官也负责广泛募集捐款，尽数汇往日本。内务部、财政部另商拨款项，派遣专员会同红十字会携带衣服、食品和医药，迅速前往东京一带参加抢救工作，对此，日本特派议员五人来华答谢。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中日人民的友谊。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决定效法美国把部分庚子赔款拨为对华文化事业的经费。日方先设立了一个对华事业调查会，外务省派出对华文化事务局长出渊胜次等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等，经磋商后，综合为大纲若干条，双方于1924年2月6日在东京签订了《中日文化事业协定》。（40）日本确定由所得的庚款中每年拨出380余万元作为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基金；所余147.2万余元，用于两国互派学生旅行费、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起先此项经费的支配权完全操在日方手里。中国教育界在对该协定表示欢迎的同时，建议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有关事宜，日方最终也同意中方的建议。1925年5月4日，双方在北京换文，确定中日双方各派委员10人，组成委员会，委员长1人，由中国人充任。（41）经过双方协商推出柯劭忞为委员长，中国熊希龄等、日本服部宇之吉等为委员。通过上述协定和换文的实施，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客观上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
第一，通过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接受列强的协同侵略，日本对华的独占地位有所削弱。中日之间解决了“山东悬案”，减少了一个争执的热点，两国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虽然双方关系的改善是暂时和局部的，在整个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也是值得重视和认真总结的。
第二，华盛顿会议后，日本面对国内外环境，调整了对华政策，重点对“满蒙”的扩张并利用奉系为工具。表明日本沿着既定的大陆政策的轨道，取得一定的成效。日本当局支持军阀统治，当时已背离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第三，孙中山长期为中日友好而努力，他的关于中日两国平等互助，在国际上共同发挥作用的主张是难能可贵的，值得中日两国人民珍惜和发扬光大。
第四，在所论时期内，日本更着重以经济手段保持和发展在华的特权，取得了新的进展。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发展比较频繁。《中日文化事业协定》的签订，虽然对日本来说，其最初用意在于缓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情绪，以及同美国争夺留学生等，但经过中日双方的协力实施，在客观上起着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这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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