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实现它的价值
史学著作，作为一种精神生产的商品，它本身具有劳动价值和交换价值，故可以而且应当进入市场。但它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特殊的商品，故虽进入市场，但销路不一定很大，利润不一定很多，这就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问题。一本历史著作，如能同时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当然是理想的佳作，但事实上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佳作并不一定能产生经济效益，尤其是近年来出版界正处于低谷的时候。因此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必须分清“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的区别，才能正确认识史学本身的价值及如何实现它的价值。
基础史学包括历史哲学（对历史的理论探索）和传统史学（对具体史实的阐释和考证）两部分；而应用史学则包括通俗史学和欣赏史学。
基础史学，顾名思义，是史学的基础，没有基础史学，就没有史学的发展。因此史学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基础史学，故这方面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的出版，应由国家投入足够的资金，并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有“史德、史才、史识”的史学工作者终身从事研究。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也要有“十载寒窗，磨穿铁砚”的坚强意志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牺牲精神，才有可能在史学上有所建树，有所创新，为发展社会主义史学而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基础史学的研究成果中，除个别例外，不能希望获得大量的经济效益，但如能注意下列三点，则除了获得较大的社会效益外，也可能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第一，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拓宽研究领域。即除了通史或断代史范围的研究外，还应注意专门史的研究，特别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专题研究，如科技史、经济史、工业史、财政史、法制史（特别是商事法规的历史），都市发展史、历代改革史、近代银行、货币、金融……等等的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选题。中国人的朋友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所写的《中国科技史》就很受中国广大读者的欢迎。畅销国内外。又如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改革史论》及《光明日报》1993年3月1日《史学》专刊第578期发表的《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历史启示》，都是“感时之作”和“为时而作”。
第二，除了拓宽研究领域之外，表达方式亦应深入浅出，言辞力求富有文采。中国史学历来都有“文史不分家”的倾向，历代的史学名著大多同时也是文学名著。除了象《史记》、《汉书》等的文学价值已为人所共知者外，就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样的历史地理专著，也是带有很浓郁的文学色彩，也是一部文学名著。近现代的史学著作中，能以文笔吸引读者的，首先当推已故的翦伯赞先生在解放前出版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先秦部分）及第二卷（秦汉部分），虽洋洋百万言，但读之如觉行云流水，叙事论议与文学描写无异。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吴枫与常万生二位教授合著的《女皇武则天》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也能做到以类似小说的笔墨叙述史事和刻划人物，全书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熔为一炉，可谓别开生面，富有情趣。如果不是书中申明“本书是信史，并非小说”，我读后也许会误以为是一本小说。
第三，应该改进史学研究的方法及采用先进的科学手段，以提高治史的效率和水平。
古人治学，很重视功底，而功底的深浅，又往往与治学方法有关。我个人认为，史学研究应分下列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步要全面搜集第一手资料；第二步要总结前人（包括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三步要选定适当的研究题目；第四步要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专著。这在拙著《应该大力开展北方民族文化的研究》一文②中已经详细论述过，此处不再重复。
至于科学手段，应该使用电脑。目前电脑的使用已进入文科。由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林晨等人合著的《中文电脑基础--电脑写作初阶》一书，已于1992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师大还开设文科电脑专业课程，成立文科电脑研究中心，开办专业培训班，大量培养使用文科电脑的专业人员，受到国内学术界和各行各业的普遍欢迎和赞赏。《新华每日电讯》（1993.1.6）及中央电视台“经济新闻联播”（1993.1.9）对上述文科电脑研究中心的开拓性工作，都曾作过报导及给予高度评价。自90年代以来，中文电脑已走进了科研单位、学校、企业、机关和有识之士的家庭。因此使用电脑作为从事史学研究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最新科学手段，是每一位即将进入21世纪的先进史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掌握的本领。手工业方式的治学方法在未来的21世纪中，将会逐渐被电脑所取代。例如目前已经有人开始着手把二十五史及中国少数民族的各种史料输入电脑。随着输入范围的不断扩大，将来搜集史料和查阅史料就可通过“按电钮”获得，而不必在“浩如烟海”的书库中“沙里淘金”了。文科电脑的功能十分丰富，多种多样，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查阅资料，还可从事史学各种专题研究。因本文并非专论文科电脑的功能，故不拟在此细说。③
应用史学比较容易产生经济效益。特别是通俗性的历史读物，通常都能拥有较多的读者。如50年代著名史学家吴晗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就是一套畅销书。如果把历史编成小说，如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那样，在目前来说，也不失为一种走向市场和争取市场的办法。但历史演义这类读物，历代都有，如《东周列国演义》、《西汉通俗演义》、《东汉通俗演义》、《隋唐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洪秀全演义》……等。不过各书对情节描绘及人物塑造能够做到引人入胜，与《三国演义》媲美的不多，故民间流传也不如《三国演义》那样广泛和影响深远。直到现在，很多人对于三国历史的了解，都不是通过阅读“正史”《三国志》而是通过阅读《三国演义》小说而来。可见这类作品要想占领市场，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主要还是依靠内容的质量，依靠史学的功底，依靠作者的文学修养和知识渊博。因此应用史学也要以基础史学作根底。
结合旅游业的需要，编写一些介绍国内名胜古迹兼具导游作用的通俗历史读物，也能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我国旅游资源丰富，名地名山大川、通都大邑、名人故居、古刹名寺之有史迹可考者，比比皆是，如能写出生动有趣、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历史作品（或小说），既能介绍历史，知识也可供游人欣赏。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1987年再版的《昭君与昭君墓》一书就是兼具史学价值和导游作用之作。又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虽非历史著作，但也属于导游这一类的参考用书。以上二书发行量都很大。
中国古代不乏著名的旅行家及其纪行之作。如晋代高僧法显西南之行所记的《佛国记》，唐僧玄奘西行、由其门徒辑录而成的《大唐西域记》。明代三保太监郑和七次出海、由其随行人员撰著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番国志》，及同代的《徐霞客游记》等，都是赫赫有名的。故不妨写一本《中国旅游史话》，估计会能打入国内外市场。
至于利用历史题材编写历史剧本，已故的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郭沫若早已为我们作出典范。解放后曾先后上演过不少历史剧，其中如话剧《武则天》、《蔡文姬》、《王昭君》，前几年上演的大型歌舞剧《塞上昭君》、电视连续剧《王昭君》，及最近上演的《唐明皇》，都斐声国内外，这类作品因属文学范畴，故这里不拟多说。
最后，对于有些一向习惯于从事专门研究及撰写专门著作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一旦转向编写通俗读物或小品（虽然不是全部“改行”），似乎也须转变思想和更新观念，否则将会被视为通俗小品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学”而不屑为之。这是一种心理障碍，如不扫除，史学名家固不肯为，就是希望登上名家殿堂的一般史学工作者恐怕也不愿为。其实，通俗小品并不易写，不深入则无法浅出，非大手笔难于写出雅俗共赏的杰作。而编写通俗小品也不会降低名家的身份和地位。如已故的中国史学泰斗顾颉刚先生，生前就曾写过一篇题为《吹牛拍马》的历史小品，其品位之高，饮誉史学界，即其一例。
注释：
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汉文哲社版），1990年第3期。
③ 《光明日报》1993年12月7日报道：由河北大学汉字信息处理研究所研制的中国典籍繁体汉字用电脑识别的系统已研制成功，近日在保定市经过专家鉴定，认为这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中国历史文献现代化管理技术的重大突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