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还应具体分析他们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7）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不是苛求王明，根据我们掌握的详细的历史资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是“城市迷”。1931年12月29日，他参与制定的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指示》，根本没有提到建设、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后来，王明思想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而有所变化，提出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问题，但始终没有摆脱“左”倾冒险主义，仍然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豫皖形成打成一片的苏区”。（18）换言之，他在中国革命道路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更不用说在毛泽东已提供的“新的东西”之外再提供一些“新的东西”了，所以他不能被称作“探索革命新道路”。如果把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错误说成是“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失误”，就背离了事实，混淆了是非界限，不但是不妥当的，而且是不科学的。
总之，对以往的历史概念、提法进行审查，必须采取郑重的态度，必须建立在认真研究事实的基础之上。如果缺乏事实，缺乏史料，随心所欲地否定过去的提法、概念，就不仅是不慎重的，无益的，而且还会产生混淆是非的不良后果。依笔者愚见，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段历史使用“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或“土地革命战争的曲折”等提法较为妥当，既避免了“路线错误”的提法，也不会引起歧义。
本文1994年8月10日收到
注释：
①《中国革命史讲义》，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
③《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⑤《军事通讯》创刊号，1930年1月。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⑩（11）《中国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12）《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
（1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第11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1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8页。
（1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71页，第264页。
（17）《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18）《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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