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同样重视民众文化的人对同一事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从表面上看，这种差异并没有造成两人旨趣上的多大不同，至少他们同样地重视和积极参与歌谣的搜集，但周作人的思想变化是自异域而本土，顾颉刚的变化是自本土而本土，使前者就有可能带着外国的眼镜来看待中国的文化，甄别褒贬，对中国文化的审视是一种横向的审视；而后者的土壤就是中国的土壤，他对中国文化的审视是纵向的，从下层看上层的，这就有可能造成他们认识的深刻程度的不同。
很显然，在以后的时间里，虽然周作人后来还在《歌谣周刊》上发过一些关于歌谣的文章，特别是那篇很有震动力的“猥亵的歌谣”，此外又在《语丝》发表了“女裤心理之研究”、“狗抓地毯”、“抱犊谷通信”等文章，组织了关于传统闹房习俗的讨论，利用他丰富的民俗学知识，抨击假道学和伪君子，但他毕竟没有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民间文化的领域里。而顾颉刚虽日益注意他的古史研究，但与周作人相比较，他在民俗学研究方面要用力更勤。
无论周作人还是顾颉刚，都不是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最早发动者。最早的发动者是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和沈兼士。当然这几位都是周作人的好友和思想上的同志。过了几个月后，周作人始参与其事，到1920年歌谣研究会成立的时候，他已成为主持者之一。尽管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发表了一些旧作，也写了一些新东西，但很快就不再是这项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在1922年以后北大的歌谣研究和民俗研究正日益活跃的时期，他反而从一开始的倡导者地位退到了一旁。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他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当做自己的本业，后者只是他反对伪道学、提倡感情真挚的个性文艺的一种手段，更何况这一段时间正是他的思想、特别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时期，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顾颉刚应该算是周作人的学生辈，因为他参与其中的新潮社中的骨干，大都听过周作人的文学史课。他参与歌谣征集活动就要更晚些。美籍学者洪长泰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说，“说起顾颉刚收集民歌，颇为偶然”，证据是顾颉刚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他在苏州养病期间，因常接触《北大日刊》上的歌谣”，“心想，我虽因病不能读书，难道竟不能做些搜集歌谣的轻简工作吗？”（“我和歌谣，《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但说这是完全的偶然，却也未必。 我们前面曾引述过他的一段很长的话，证明他的思想的转变。1916年，他在准备参加北大文科的考试之时，读了一些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并“总想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而解决人生问题”，这也为他重视民间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1917年秋，他与北大中的同乡同学一起，组织了“信足会”，“取信足所至及任信足力二意”，既有锻炼自己的意义，又有观风览古的意义。他们游览了东岳庙、大钟寺、睿亲王墓、玉泉山等处，这时的外出也许还没有明确的学术目的，但却是他后来频繁出游的第一次。
1918年5月，顾颉刚就在《北大日刊》上读到了征集上来的歌谣。后来他在《吴歌甲集·自序》中提到：“歌谣是一向为文人学士所不屑道的东西，忽然在学问界中辟出这一个新天地来，大家都有些诧异。那时我在大学读书，每在在校中《日刊》上读到一二首，颇觉耳目一新。”可见他在回苏侍妻疾及养病之前就已接触北大歌谣运动，只是还没有亲身参加进去。1919年1月13日， 顾颉刚在他的日记中说：“读《诗·大序》及《关睢》一篇。郑康成实在是汉代第一个老学究，……好好的一首乐而不淫的情诗，却被他附会成了后妃进贤的妇德诗。”因此他提出要“揭穿他们的黑幕，教后来的人不要与他同化”（《顾颉刚年谱》第41-48页）。这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诗经》的古代民歌内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基础，他后来对歌谣的兴趣是难以想象的。
1919年2月，这是顾颉刚正式开始搜集歌谣的时间。 虽然一开始他是因为严重失眠而不能读书写字，所以“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似乎并非把它作为严肃的研究工作来做，但由于上面说到那些基础，所以到了9月， “搜集的结果使我知道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随时随地变化”，为明白歌谣的意义，他就“自然地把范围扩张得很大：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都着手搜集起来”。最后他总结说：
我对于民众的东西，除了戏剧之外，向来没有注意过，总以为是极简单的；到了这时，竟愈弄愈觉得里面有复杂的情状，非经过长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这种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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