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袁世凯统治的垮台和护国战争的结束，护法战争又随之而起。孙中山回顾他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指出：“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自当维持约法始。是非顺逆，区区别矣。”（17）“今求治无它……至于恢复约法，酋重民意机关，则惟一无二之方，无所用其踌躇者。于此时期，而犹有怙私怀伪不顾大局之流，则国人疾之，亦将如疾袁氏。”他认为，《临时约法》和国会是共和制的主要象征和“命脉”，必须坚决维护。所以，当段祺瑞等主张另行成立临时参议院，其目的在于抛弃旧国会和《临时约法》，使中华民国徒有其名之际，孙中山立即提出要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的主张，揭起护法旗帜。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有议员130人参加的“非常国会”，决议组织军政府，后当选为大元帅，并建立了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相对立的南方政权护法军政府。
孙中山自南下护法，将不可避免地与西南军阀发生纠葛。当时，孙中山认为，“君主专制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欲图巩固共和，而为扫污荡垢，拔本塞源之事，则不能不倚重于南方。”（18）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革命党人在南方拥有较深的基础，孙中山早年革命即刻意经营西南，尤其广东更是他托足之地，是策划革命的根据地，“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19）忠于孙中山的朱执信、邓铿正在积极收拾旧部，陈炯明也表示悔过输诚，一些具有民主情绪的驻粤滇军将领也表示惟孙中山马首是瞻，这些正是孙中山赖以斗争的武装力量。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西南军阀的特殊地位和经历，使孙中山相信能够和他们联合，为共和而斗争。因为他们都曾参加或附义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他们以往的这些表现，自然会被误认为有一定的共和民主思想基础，是可以与之合作的条件。因此，孙中山满怀希望地呼吁他们“公等既忠诚爱国，拥护中央，即应以拥护国会与宪法为惟一之任务。”“望公等主持大义，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20）
孙中山对西南军阀的重视，还因为他们，尤其是滇系军阀与桂系军阀有比较强的军事力量。护国战争中，“西南王”唐继尧乘机把军队扩大为八个军，势力蔓延至贵州、四川。桂系陆荣廷势力鼎盛时，军队达5万人，数量居西南军阀之首，时人有北张（作霖）南陆之说。他们如能拥护共和，真心护法，足可以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保卫共和的。可是，他们不是孙中山的同路人。
在护法运动之初，西南军阀对孙中山的欢迎，都是心怀鬼胎的。因此，在段祺瑞咄咄逼人的武力统一面前，他们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扩大地盘，以抗衡北方军阀。如唐继尧就志在囊括滇、黔两省，并垂涎四川，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要求孙中山帮助他达到这一目的。陆荣廷则朝思暮想要当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副总统，至于西南问题、国会问题，皆不足惜。因此，为了各自的私欲，他们与孙中山虚与委蛇，虽发表慷慨激昂的护法宣言，但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与北方军阀有了勾结，自身的生存有了保障，就视孙中山为障碍，图谋排挤了。滇系、桂系军阀联络政学系政客，公开要求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合议制。实际上，就是要取消孙中山对护法运动的领导，造成南北“和平统一”的局面。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由大元帅降为七总裁之一，实际权力被西南军阀篡夺，第一次护法运动至此已实际上失败了。
护法运动的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者还在于西南军阀的破坏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力量的弱小。在护法运动过程中，孙中山仍然不可避免地对西南军阀表现出某种幻想，但较之以前与袁世凯斗争时，其思想认识水平及斗争手段都有明显的提高。
孙中山更注意于现实的斗争。护法运动发生前夕，他已制定周游各省，考察实业状况的计划，念念于“今者共和再造，建设之事，不容再缓，”（21）认为，由于袁世凯的垮台，“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22）但是，随着形势的恶化，他很快地警惕到“切不可过份乐观，不良之因素一如既往，仍在从内部危害民国之命脉，”（23）意识到，在专制主义土壤里，在封建军阀统治下，原先的一些设想是行不通的。因而他果断放弃原有计划，决心首先投身于挽救共和的事业，从根本上入手。由于孙中山的果断，护法运动才随之而起。
孙中山对军阀的本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之斗争更为坚决。他尽管幻想依靠西南军阀的力量来开展护法，但对他们并不是一味妥协。桂系军阀因企图与北洋政府妥协，在广东对军政府采取逼迫手段，力图使其知难而散，不仅在财政供给上刁难，甚至诬蔑军政府卫队连排长数人和良民数十人为匪，予以捕杀。孙中山对此毫不退让，予以反击。尽管势单力薄，却依然无所畏惧，亲率将领和少数卫队登舰炮击广东督署，迫使桂系军阀莫永新为稳定在粤统治，不得不向孙中山“谢罪”。至于陆荣廷与北洋军阀勾结，停战议和，孙中山曾公开斥以“自便私图”，毫不假以颜色。对于唐继尧，孙中山虽然对他抱有更大的希望，也通过某种程度的退让希望促成他积极地投身护法运动，但这种退让，多属于策略所需，是根据“抑陆联唐”的需要而行的。然而，在护法运动的大方向上他是不容唐继尧随意干扰的。他通过具有民主思想的滇系将领张开儒来拥护军政府，对唐施加压力，在滇军中造成影响和震动，使唐继尧十分被动。尽管此举并非成功，但说明了孙中山的努力与不屈不挠。
孙中山对西南军阀不妥协的态度，典型表现在对军政府改组问题上。通过与袁世凯的斗争，使他意识到政权的重要性。在护法期间，他把争取外交承认作为军政府的重要工作来抓，希望得到各国承认。通过争取合法的政府权力推行自己的革命主张。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将领导权易手，势必造成“军府朝撤，粤局夕变”的局面，使革命主张被废弃，革命归于失败。因此，当桂、滇军政府与政学系联合改组军政府后，孙中山不惜任何情面，毫无恋栈之心，坚决拒绝非常国会对他的挽留，离粤赴沪。尽管后来孙中出勉强接受了军政府总裁的当选证书，但这是为了顾全大局，集中力量对付北洋军阀的权宜之举。正由于孙中山的果断之举，使改组后的军政府因孙中山辞职而失去了威信和政治地位，并迅速暴露了桂系操纵的痕迹，引起了内部的分裂。因此，当南北秘密求和揭露后，伍廷芳携印出走，国民党议员纷纷离粤，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军政府的命运已到了日薄西山的境地。孙中山的果断举措以及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苟且不妥协的态度，也是桂系在广东民怨沸腾迅速垮台、孙中山重新组织、掌握南方政府权力的重要原因。
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虽然在军事力量上主要依靠西南军阀，但他对革命武装的重视却是非常认真的。他一方面努力于改造旧军队，向他们灌输主义和道理，收到了明显成效，如滇军将领张开儒、方声涛、崔文藻都深受孙中山的影响，支持其护法之举。特别在北伐和改组军政府问题上，张开儒、崔文藻等人的态度十分坚决，一再建议滇军东下武汉，实现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张开儒甚至批评唐继尧，既然军政府乃“法律所承认，民意所共托，”而陆荣廷、唐继尧“二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既曰护法靖国无权力之争，何由此携贰之行。揆诸护法本旨，得勿相悖？”（24）这些行为标明，孙中山为之奋斗的民主和革命主张，在军阀的队伍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改变了一部分人的思想。
孙中山还提高了对军队重要性的认识，除了依靠原有的西南武装力量以外，他还努力去建设一支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经过反复力争，终于将广东省防军20营调拨给陈炯明，成为军政府直接指挥的武装。也正是依靠这支力量组成援闽粤军，又加上原来集合在惠州的12营，成为后来扫荡桂系在广东的主力。
孙中山对这支队伍的建设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派出了朱执信、蒋介石、戴季陶等得力干将赴陈炯明处予以协助，并多次指示该军将领勉力训练队伍，“以为异日进取之需”。孙中山避居上海后，为了接济该军的军饷军械，在经济拮据的境况下两次抵押上海住宅。陈炯明提出要建立空军，孙中山则竭力设法，以协助粤军发展航空事业。在孙中山的帮助下，该军迅速壮大为一支精锐之师，成为“今日吾党唯一精锐，亦为护法军之中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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